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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是强盗,后来成国宝”——话说潘受的公民权被“褫夺”与“归还”

发布日期:2015-03-05      作者:王宝林      浏览次数:8097
授勋
  1994年8月9日,潘受获得新加坡政府颁给卓越功绩勋章(PJG/Th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图为当年11月,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左)授勋之影。

  春节前,我写了《把卷轻吟魂兮归——纪念潘受先生百岁华诞》,表达了对这位新加坡国宝诗人、书法家的敬意。由于篇幅限制,其中关于潘受先生公民权被褫夺、归还一事,并没有展开叙述,近几天,根据相关资料对此段历史进行了认真整理,补遗于此。
 
  潘受先生公民权被褫夺与南洋大学的兴衰有密切的关系。
 
  南洋大学开始创办于1953年,潘受是执委会的重要成员,深受创办人陈六使的信任和倚重。1955年4月17日,第一任校长林语堂离职后,陈六使把发展与推进南洋大学校务的重任交给了潘受,请他担任南大秘书长之职,渡过了四年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艰难岁月。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宣布正式开学,1958年3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新、马及东南亚各民族领袖、各界人士十万之众参加观礼,蔚为一时之盛。
 
  当时,新加坡政治气候正处于风雨交加之际。由于马来西亚共产党通过华族社会介入新加坡政党政治,早期的新加坡“华校生”多被视为思想左倾的“华文沙文主义”分子。当时的英殖民政府视他们为反动分子,十分忌惮,时刻想办法对付他们。
 
    人民行动党为适合社会潮流、为急于得到一般社会大众,尤其是华人的认同,标榜“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政党”的党纲。“非共”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虽不同意但不反对共产党”。 ……四处鼓动工潮学潮,在1955年4至7月的三个月期间,竟然发动工潮二百余次。人民行动党被政敌批评……1956年9月,也就是南洋大学开学半年之后,林有福政府开始采取行动肃清。他下令解散了几个亲共的社团,拘捕共产统一的领袖,包括几名华校的教务及训育主任。不久后吊销了左派最有势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几天后又关闭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陶恒生:《椰风蕉雨话南阳》)
 
  当时新加坡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动荡黑暗期,政党与政敌间彼此角力,英殖民地政府更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甚至不惜玩弄卑污的手段,利用官僚制造事端,逮捕他们认为的“颠覆分子”。上面文章中提到的1956年新加坡留学暴乱事件,后来通过伦敦公共档案局CO1030/656附录第9页的文献证据,证明是当时的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煽动”的,以达到利用公共安全法令扣捕“逆民”的目的。
 
  潘受当然了解到当时时局的严峻,也清楚林有福政府对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都有很深的成见;而当时的新加坡教育部长周瑞麟,对中华文化在海外存在持有戒心,二人同是对英殖民地政府唯命是从的傀儡官员。1958年,南大校舍落成典礼后不久,林有福政府对潘受先生终于采取了非常的手段,褫夺了他的公民权,护照也被没收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潘受先生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此事,直到多年后的1966年,他写过一首诗,足以说明当时的心境:“年来世事不堪论,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暗将吾泪洗无痕。”(丙午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八首之八)。
 
  由于公民权被褫夺,护照被没收,潘受成了无国籍人士,因此行动受到限制,再也无法从事正常的社会活动。1959年12月31日,潘受先生以南大秘书长身份执掌南大四年之后,正式向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呈辞,请求他在1960年2月15日南大新学年开学前离职。这位新、马的教育先驱者,从此开始从事文化艺术研究及创作,优游于龙蛇飞舞的墨韵中,扬帆于瑰丽浩瀚的诗海里。潘受先生时常诙谐自嘲:“我现在是动物变成植物了!”
 
  关于潘受先生公民权被归还,应该感谢新加坡书法家协会陈声桂会长的策划与帮助,陈先生曾回忆:
 
    1982年中,新加坡书协决定组织一个宠大的书法代表团,于次年6月学校长假期间去中国访问一个月。我与同道们都希望潘先生同团出发。当年9月学校假期中的一天,潘先生对我说,“我真很想出门,但我没有通行证呀!”我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无国籍的人士。
    潘先生过后在我的催促下向公民权局申请公民权,被约去见面过三次。有一天,他非常激动的对我说:“我每次去会面,他们总是搬出一大堆垒得比我坐下去的人头还要高的文件,我要澄清及承认。我受不了了,不要申请了。”
 
    当年的年尾及次年的年初,我辗转托了好几位较有身份的公务人员,看看相隔了二十几年,时过境迁的事,是不是有转弯的地方。一天,一位贵人相告,叫我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蔡善进律师,信中不要说“潘国渠”,而是说改用“潘受”后的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对书协的贡献、在书协与外国人的交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并附上图片、报章佐证;即以他是一个书法家及文化人的角色来申请。我照办。
 
    约有一个多月,这位贵人对我说:“看来有希望了,为了加强你的信件的分量,要以请两位与书协有关系且在位的政务人员现实性信支持你的要求。我于是到启祥路教育部找何家良政务次长,到亚历山大路环境发展找王邦文部长,央请他们二人就我的信件副本所示的内容,分别写信予蔡善进部长。他们二人都欣然照办。 
 
    3月的某一天,潘先生来电约我与内人于晚饭后去他的家,并交代我们记得带着居民证。我们二人到时,屋内除了潘受先生及其夫人郑文慧女士之外,还有一位杨小姐,连我们一共五人。潘先生说,这次他们(公民权局的官员)见到我很客气,要我填写申公民权的表格,说打算重发公民权给我;又说我年岁己大,他们顺便帮我申请护照,免得我要多跑一次,所以照片一共得交六张。潘先生说,不懂会不会有人捣鬼,发生变化,所以这张公民权申请表格,便由你的太太及杨小姐做我的保证人,杨小姐也是很可靠的,这样更加妥贴,你说是不是?
 
    潘先生生于1983年4月初取得公民权及护照时己来不及加入我们出国的队伍了。5月28日一早他来机场送我们一行28人,入闸门前,他说:“等你回来后,我们一块儿去吉隆坡。”
 
    潘受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高深修养,更成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
 
    潘受米寿时,有人曾提起这段往事,老人自嘲的形容自己:“当年是强盗,后来成了国宝”。
 
2011年2月8日夜于三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