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十月十三日(农曆九月初四)，当代高僧弘一上人于泉州辞世。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年代，风雨晦鸣。七十年后的今天，有一批文化界、宗教界的人士从两岸三地汇聚于此，纪念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周年。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生于十九世纪末期的天津，天津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北方最新潮的口岸城市。青年时期，无论是上海滩头，“二十文章惊海内”，还是负笈东瀛，艺术天份“轰动东京”，或是执教西子湖畔，“文采风流四座倾”。李叔同是文艺界冉冉升起的一个新星。忽然有一天，他从繁华喧嚣声中全身而退，出家了，成为了后人尊敬的弘一法师。于虎跑寺披剃之后，他往来于闽浙之间，深自隐晦，青灯黄卷，跣足芒鞋，孑然一担，云遊四方。最后选择了泉州这座小城作为他的人生终焉之地。

　　泉州虽小，却是东南文化的一个重镇。许多泉州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出家人原是一个闻名四海的文化大家，但都亲切地尊称他为弘一法师。泉州弘一大师研究会会长陈珍珍先生和著名文学教授陈祥耀先生早年就亲炙法师的教诲。而在国难方殷的时刻，法师与泉州人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彼时他广结墨缘，写得最多的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承天禅寺曾遭日寇飞机轰炸，大雄宝殿后方的佛堂供奉的阿弥陀佛曾被炸去右臂。这位爱国高僧虽未能看到抗战最后的胜利，但他的风骨与气概永远活在泉州人民心中。而法师的书法作品更为世世代代的泉州人所珍藏，视为拱璧之宝。

　　弘一法师是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上规秦汉篆隶，而天发神谶、张猛龙、龙门二十品诸碑，更是法乳所在。”我曾观赏过香港收藏家所收李叔同的隶书对联“拔剑斫地，飞石冲天”，庄重厚朴、英气沛然。而出家之后，“渐渐脱去模拟形迹，也不写别的文字，只写佛经佛号、法语等，用笔自然，近于南派。”他对中国近代书法与篆刻的贡献之大自不待言。

　　说到爱国抗日这一话题，我因此想到另一位大师丰子恺先生。他是弘一法师未出家前的得意门生之一。子恺先生追随法师多年。众所周知，他亦是一位爱国的志士仁人。

　　在法师移居泉州之后，子恺先生也曾多次来泉州拜候法师。泉州、厦门因而也成为子恺先生经常来访的地方，他还曾在泉州花巷的旧邮电局内举办过画展，这是泉州文化界前辈们曾津津乐道的佳话。丰子恺先生是弘一法师的高足，他在美术上的造诣缘起于当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得到李叔同先生的指点。后来皈依佛法也是缘起于弘一法师的影响。“缘缘堂”主为为其书斋命名时所拈出的二字均是弘一法师所书之缘字，莫非“缘缘”二字亦是合此二缘之意?《护生画集》则是最能反映这二位师徒的崇佛护生之心的奇书。关于《护生画集》的故事，已有很多文章谈过。法师在画集第二集出版之后。曾於泉州写信给子恺先生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与此圆满。”子恺先生接阅此信，深感这份嘱托的份量之重，因而去信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以后情势的发展原非此二位文化大师所能预见得到，世道浇漓，人生多难，此后，子恺先生为此一承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见微知著，他为之所作的坚毅努力又是多么地令人感叹。

　　在弘一法师圆寂之后，子恺先生不惧环境的日渐险恶，锲而不舍地坚持完成他与弘一法师的约定。而赞助他完成此一矢愿的广洽法师俗家也是泉州南安，一九二九年，他与南来的弘一法师结缘，此后一直是弘一法师最亲近的同道。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弘一法师赴闽南定居，自此两位法师过从甚密。弘一法师根据“广洽”之意给他取过一个号曰：「普润」。一九三六年，郁达夫在厦门谒弘一法师，就是由广洽法师介绍的。抗战爆发后，广洽法师驻锡新加坡。但与弘一法师仍保持联繫。弘一法师圆寂之后，广洽法师于新加坡一直关注纪念弘一法师的活动。他请徐悲鸿画了弘一法师的油画像，并出版《弘一大师纪念册》。此本纪念册就是由丰子恺先生设计绘製封面、题签并作序的。序云：“弘一法师所首先介绍入中国西洋文艺，发扬者甚众，而对弘一法师之遗志，亦最隆重、最生动、最永久之纪念建设也。”一九三五年，子恺先生等在杭州虎跑后山为弘一法师建舍利塔，广洽法师於一九七五年集凈资，增筑舍利塔周围的围栏、修整地面並提供扫塔基金。广洽法师还在海外集资，委托丰子恺先生在杭州建立弘一大师纪念馆，后因故未果，此款就用於出版《弘一大师遗墨》和《弘一大师遗墨续集》。

　　正因为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事业的护持者，他终生都为之尽心尽力。他一接到丰子恺先生之信，即回信表示可在海外募款出版。子恺先生闻之大喜，遂倾力作画，并请上海的朱幼兰居士题字。

　　因了这二位大师与泉州的殊胜因缘，许多文化人与泉州也结下不解的缘分。黄永玉先生与弘公的结缘就因泉州而起。

　　一九七五年秋冬之交，日文《人民中国》杂誌社的资深编辑陶丁先生(诗人韩瀚)到厦大採编鲁迅在厦门的纪事通讯，当时中文系指派还是学生的我做导游。工作之余，韩瀚先生私下问我这个泉州人可知弘一法师之事。那时已近文革后期，所以他很神秘地提起这个话题，说想间中让我陪他溜到泉州私访，凭弔一下弘公圆寂之处，但不要让人知道。途中，他说是受黄永玉先生之托。因永玉先生当年在集美师范读书，抗战军兴，黄永玉随同学路过泉州，不知甚么缘故滞留泉州。有一次跑到一家寺庙去，寺中有一玉兰花树，他攀上树坐在树干上写生。某日，忽听树下有一清癯老和尚轻声唤他下树，说坐在树上危险，随后，看了他所画玉兰花草图，大约是弘公已看出他的灵性，劝他不要爬树，又搬来一副桌椅，让他坐着画画。有时已近午时，弘一法师也会叫小僧送来斋饭。永玉先生某日画得兴起，遂大唱《毕业歌》。一曲未罢，弘公闻声而来，笑问永玉，您可知作词者何人耶?永玉答曰：“李叔同。”弘公指指心口说，老衲俗名便是李叔同也。永玉大喜，闲常听人说老和尚字写得好，便不客气索书。弘公允诺。过不多久，永玉先生忙于抗日宣传，渐疏往寺庙去写生。忽一日，有人飞告：你所尊敬的老和尚已生西。永玉闻讯大惊，赶往停龛处，但见人进人出，长枱上有些书法条幅散乱地放着。永玉先生遂上前翻看，居然有一条幅写着“永玉居士属正”之类的题款，显见弘公的重诺。永玉先生拿了就走，僧人看见，拦之曰：你怎么可以乱拿弘一法师的墨宝呢?有一小和尚在旁指曰：此确为弘公为他写的字，云云。永玉先生遂得携归，终生珍存。处文革漩涡之中，他更难忘弘公的赐墨之恩。每当玉兰树花开花落，他就要画一幅玉兰花来纪念弘一法师，画毕之后，总要请韩瀚先生填一首诗词或曲子题在画上。听说韩瀚将于役厦门，遂暗请他秘访泉州凭弔弘公遗迹。关于这段故事，白桦曾编进他的电影剧本《苦恋》之中。那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真实的演绎。到泉州之后，我将韩先生介绍给了泉州文艺界的朋友，先严孙评、家叔孙参以及陈丁标先生等。

　　顺便说一下，韩瀚先生专研古陶瓷，故用笔名“陶丁”。他又是一个诗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诗抄”中收入他的一首长诗，文革后被评为天安门诗抄中的秀作而获大奖。而他性喜书法。我带他去拜访周焜民兄。在周兄的通联站斗室中，二人挥毫切磋书法。韩瀚先生喜以左右笔同时写联，写完之后，用手掌盖在墨迹未乾之处，弄得满掌皆墨。因之，我们戏称他为“黑手”，他乐得呵呵大笑。

　　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再次证明了弘一法师来泉弘法，也为泉州文化界带来新风及深刻的影响。

　　我曾写过一篇长文《生死以之 义无反顾--<护生画集>的成书及其宿命》，收入我所出的香港版《护生画集》作为序文。该书於二〇〇一年出版后，有读者曾问我：“护生”一说缘起於佛教的哪部经典?我非佛学家，学识浅薄，未敢作答。后读唐代段成式《寺塔记》卷下第十九叶，见有：“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将版基于水际。虑伤生命，乃建三月道场，祝一足至多足、无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虫蚁。又以复素过水，有虫投一井水中。号护生井，至今涸”一段。方知弘一法师依古人之法，以慈悲心对待一切生命，其源有自也。联繫到弘公圆寂之前叮嘱妙莲法师：“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隻小碗镇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足证法师终生践行他的护生理想，至今重读，仍有振聋发聩之慨!可以说，弘一法师提携了泉州文化艺术界，让这座当年封闭落后的小城有机缘与更广阔的外界多了更深更多的联繫，这是一份无形的精神遗产。犹如韩愈到潮州，苏东坡到岭南一样，可传为千古佳话。

　　弘一法师生前曾写过一首诗曰《化身》，诗云：「化身恒河沙数，发达音声，尔时千佛出世，瑞霭氤氲。欢喜、欢喜人天。梦醒兮不知年。翻倒四大海水，众生皆仙。」他这首诗与他的绝笔「悲欣交集」一样，表达了一位佛学家的豁达的生死观，代表了一种清净的精神境界。每一次重睹他的遗墨，心中总会腾起一种宗教般的崇敬之心。有感於此，笔者纠合了一批泉州文化界的友人发愿，于泉州承天寺内弘一法师荼毗处建立「弘一法师化身地」纪念碑。幸获承天寺主持向愿法师酻资筹建，恭请吾师饶公宗颐教授书丹。终在承天禅寺开山一千零五十周年之际揭幕，李大洲兄与我们一班各界朋友又在碑后及寺中种植十棵银杏树以资纪念。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七日，由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泉州市书法家协会、作家协会、弘一大师研究会、台湾弘一法师纪念会、石狮市万祥图书馆暨海内外作家、艺术家及弘一法师孙女、丰子恺先生后人等各界人士一百多人云集于此纪念碑前，隆重纪念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周年。时空跨越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但一代代的后人不会忘怀弘公所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与精神遗产。以这篇芜文记载这些难忘的文人雅事，让我们也反省一下该怎样像弘一法师那样，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二〇一二年十月初稿

　　二〇一三年三月第二稿於香港

　　孙立川：留日文学博士、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董事、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