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典飞：简述民国时期北京的金石书画社团

邹典飞

　　壹｜总　述

　　民国时期，北京与上海、广州等地并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销售区域，1912年，随着清帝的逊位，中华民国建立，并于同年四月迁都北京，昔日的帝王之都成为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也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同时，艺术的发展也紧跟时代的脚步，在京城呈现出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趋势。

　　贰｜书画社团缘起

　　民国时期，全国美术社团大量涌现，据徐志浩《中国美术社会团体》不完全统计，仅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全国及海外学生组织的各类美术社团就有三百多个。而北京作为全国书画的三大重镇之一，也先后出现了一些金石书画社团，这些社团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受西方美术思想的影响，参与群体甚为广泛，除职业书画篆刻家外，还包括遗老遗少、文人学者、革命先驱、各界精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近代美术史上实属罕见。社团参与者的多样性与北京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密不可分。作为首都，北京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无论是前清的官僚和贵州，还是留学归国的文人学子，都对京城有着强烈地憧憬，他们在这里既可以找到心灵上的宁静，还可以感受到新时代带来的便利，故此纷纷定居北京。加之其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书法、绘画对他们来说是陶冶情操、放松身心的一种最为雅致的爱好，因此结社也成了他们聚会的一种形式，这也是北京金石书画社团形成的缘起。

　　金石书画社团并非为民国之后的新兴事物，最早起源于古代的文人雅集活动，从形式上划分，雅集分为娱乐性的和仪式性的，而“雅集”二字最早见诸文字则在宋代，较为注明的雅集活动有宋代王诜的“西园雅集”，这些雅集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金石书画社团的前身。进入清代，政府为了统治的需要曾一度禁止结社，但此风气逐渐在一些小圈子中进行，主持者一般为有身份的朝廷大员，邓云乡在《〈忘山庐日记〉和北京》一文中记：“清代京官，常有饮馔聚会，这种聚会因参加者多是文化较高，甚或学有专长的人，或辞章，或金石，或考据……种种不一，都是文化氛围极浓，因而号为‘文宴’。外放的官，到了地方上，尤其府县官，便很少有讨论学问的朋友。这样就给京中朋友写信，便常常回忆京中友朋的‘文宴之乐’。”①而且地点大多选在会馆、酒楼、游乐胜地。雅集活动一般以娱乐为主题，范围涉及诗词、书画、金石等。

　　民国以后，雅集的风气变得更为盛行，画家齐白石在口述自传中云：“北京有一种风气，附庸风雅的人，常常招集画家若干人，在家小饮，预先备好了纸笔画碟，请求合作一手卷或一条幅，先动笔的，算是这幅画的领袖，在报纸上发表姓名，照例是写在第一名。”②此类雅集在京活动频繁，而且参与者多为硕学耆旧、饱学善书之士，他们通过雅集活动，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同时还在相互切磋、交流技艺。当然书画创作只是雅集中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民国时期在北京先后出现金石书画社团达近百个，这些社团除传统意义上的活动外，还受美学新思想影响，使传统的美术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社团呈现出社会化、团体化等新特点。参与者除拥有共同的艺术理想和追求外，摆脱了原本仅限于书画家内部的雅聚活动，增添了一项新的职能——销售。此职能的出现促成了文人雅集向商业行会性质书画社团的过渡，书画家从依靠传统的在琉璃厂、隆福寺、东四牌楼一带南纸店、古董店挂笔单外，过渡到通过举办展览、出版刊物，进行演讲、出国交流等形式，将书法绘画销售的市场进一步扩大，改变了传统金石书画社团相对封闭的思维模式。不仅如此，新型社团还开始向更多的书画爱好者普及艺术知识；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提升了中国书画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加强了国内外艺术界间的交流；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组织赈灾和宣传抗战性质书画展，将所得用于公益事业。

　　新时期的金石书画社团增添的一系列新职能，不仅起到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还促进了书画销售业的蓬勃发展，扩大了文化交流，同时鼓舞了全面的爱国热情，兼具团体意识、市场观念、集体精神及社会职能，开启出金石书画艺术复兴的历史新纪元。

　　叁｜北京主要书画金石社团

　　“宣南”，泛指北京宣武门外，1915年，由余绍宋发起，邀请汤定之（汤涤）指导，参与者有梁启超、姚华、陈师曾（陈衡恪）、何良朴、林纾、萧俊贤、陈半丁（陈年）、沈尹默、王梦白（王云）等，画会每周集会一次，吟诗作画、探讨文艺，人员最多时达二三十人，地点为余绍宋居住的宣武门南西砖胡同，画会成立后，司法界爱好者林志钧、梁敬爆、胡祥麟、杨劲苏、孟纯荪、刘崧生、余戟门、蒲伯英时常从汤定之习画，此画社持续了十二年，为北京地区存在时间较长的社团之一。

　　1917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倡导下，由北大学生杨湜生、罗常培、俞士镇、刘之墉、薛祥绥、马志恒、祁仲鸿、董成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公推薛祥绥、杨湜生为执事，邀请沈尹默、马衡、刘季平（刘三）等人任导师，以“昌明书法、陶养性情”为宗旨，社址为北大文科第一教室。研究社组织学员临习碑帖，每周将作业交执事转呈教员，定期品评。导师还经常组织学员示范临习和研究碑帖，时任导师的沈尹默还著成《书法拾遗》一书分赠社员，有的社员则将个人藏名家手迹带来与社员观摩学习，书法研究社还与政府内务部联系，经常组织社员参观古物陈列所。后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多，及个人喜好的不同，研究社将课程分成篆书、隶书、楷书、行草四组，分组开展教学。同时研究社还走出校门，配合中山公园举行的万国戒烟会，书写各种格言标语，服务于社会。五四运动后，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学校管理一时失序，故此书法研究所在无形中解散。

　　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人发起，在北京东城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中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此会得到了原大总统徐世昌的资助，并获得了庚子赔款的资金支持，徐世昌为名誉会长，金城担任会长，周肇祥为副会长，会员有萧谦中、陈师曾、陈汉第、陶瑢、陈半丁、贺良朴、徐操、徐宗浩、吴镜汀等，活动宗旨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巩固，然后发展其本能，对于伧野之习，深拒而严绝之，以保国画固有之精神。”③此会前后参与者达一千余人，每月逢三、六、九日集会观摩，由专人辅导学员学习绘画、书法，举办展览，会址初设于中山公园内，后改为北京东城钱粮胡同。研究会设有评议，招收门徒，活动期间举办展览二十五次，在中日两国举办四届展览。该会还创办《艺林月刊》、《艺林旬刊》杂志，此两种杂志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艺术类刊物，其内容偏重于文史，除转载古代书画外，并介绍古代雕刻、金石碑版、摄影美术、西方绘画等作品。

丁佛言 题“冰社雅集图”

 

“冰社”副社长周康元为秘书长孙壮刻“有不为知不足”印，边款中明确记有“甲子大暑后二日，金溪周康元作于冰社。”

 

　　1921年④，易孺、罗振玉、丁佛言、寿石工、马衡、梅兰芳、尚小云等各界人士数十人发起成立冰社，以发扬国粹，开展学术研究。社名出自《荀子》“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句。由易孺担任社长，周康元⑤五任副社长，孙壮、柯劭忞为秘书长，社址设在北京琉璃厂五十四号，同时又是副社长周康元经营的古光阁后院，集会时间为每周星期六、日，社友在集会时纷纷出示所藏金石文物，进行考释鉴藏及技艺交流等，该会还将社友罗振玉《雪堂所藏吉金》二百五十七器、陈宝琛《澄秋馆藏器》六十九器、冯恕《玉敦斋所藏吉金》二十四器、孙壮《诗雪斋藏器》四十二器、《埙室藏陶》三十器，以及徐鸿宝、马衡所藏汉、魏石经残字，由周康元制作拓片，辑录成书，对外发售。丁佛言金石著作《说文古籀补补》中一些重要金石资料即由该社社友提供。而陈宝琛辑成的《澄秋馆印存》及陈介祺曾孙陈文会选钤《十钟山房印举》经陈叔通介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时期，在冰社中汇集了一大批京城内外的金石篆刻名家，壮大了北方金石研究队伍，其知名度一时间甚至可与西泠印社相媲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一些社友的先后下世，加之政局不稳，1941年，冰社活动停止。

　　1924年，由林彦博发起，罗宝珍任会长，以研究中国古代书画为宗旨，会员有关颖人、金孟仁、杨仲子、李仲翔、恽匡岑、寿石工、邵逸轩、吴南愚、孙诵昭、贺履之、林彦博、赵醒公、赵伯贞等人，会址为北京中山公园四宜轩，每周星期日和假日进行机会，后于1924年秋停止活动。

　　1925年，由溥雪斋（溥伒）、溥心畬、溥毅斋、关松房、惠孝同发起，每位会员均取一含“松”字的雅号，以劲松品格为精神和艺术宗旨。会员有陈宝琛、罗振玉、袁励准、宝熙、朱益藩、叶仰曦、溥松窗、溥佐、关和镛、祁昆、启功等人，与会者大多为宗室贵胄、逊清遗老。画会延续了清代宫廷画风，以传统为主题，切磋笔墨功力为平台，倡导新知识和科学。会员每周在溥雪斋寓所进行雅集，还经常举办小型画展。由于参与者身份的特殊，其作品一度有“售出甚多，有供不应求之势”⑥，在北京诸多金石书画社团中，松风画会是最具遗老艺术特色的艺术创作群体。

　　1926年，金城去世，金城长子金开藩与周肇祥发生分歧，在北京钱粮胡同十五号金城之墨茶阁创立湖社画会，名称取自金城别号“藕湖渔隐”之“湖”字为画会之名，同时带有纪念其父金城之寓意。金开藩任总干事，惠孝同副之。主要会员有胡佩衡、陈咸栋、陈缘督、秦仲文、徐操、马晋、吴镜汀、吴光宇、李上达、张晋福、管平、陈少梅、刘子久、赵梦朱、晏少翔、季观之等人，会员中还有一些女画家，如金章（王世襄之母）、徐聪佑、孙诵昭、冯棠、冯棣等。湖社画会不仅为社员代订润格，还组织展览会销售其作品。并办有《湖社月刊》杂志，除连载了一些古代绘画作品及著述逐期刊出，如朱启钤的《存素堂丝绣录》、方若的《阁帖传真录》、寿石工的《书学讲义》及陈师曾、林纾、贺履之、胡佩衡、于非闇的史论、创作技法等，《湖社月刊》还转载一些关于日本画家的介绍和作品，可以让更多的人群了解国内外艺术发展的现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湖社画会活动逐渐减少。

　　1926年，由赵醒公和赵伯贞倡导发起，会址设在北海公园漪澜堂，社员为原“北平艺社金石书画会”会员，活动仅数月即解散。

　　1928年，杨仲子、寿石工、凌砚池等发起成立四宜社，社址为北京中山公园四宜轩，社员有杨仲子、寿石工、杨伯屏、杨丙辰、孙诵昭、宋君方（寿石工夫人）、袁陶庵、杨潜庵、向仲坚、吴迪生等，其中大多是北京大学美术学院教师，该社每逢休假日进行书画交流，并经常举办社员作品展览。后因凌砚池与寿石工产生龃龉，四宜社解散。

　　1928年，庄严、王福厂、马衡、台静农、常维钧、魏建功、金满叔等人发起成立圆台印社，社址设在北海团城，原期望每周雅集，切磋书画篆刻，但实际上只集会过一次，便成为绝响。随后马衡出任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长，该社导师王福厂、马衡等人均为印坛领军人物，因此，圆台印社和西泠印社之间有着耐人寻味的联系。

　　1929年，寿石工等人发起，社址最初设在北京西半壁街北京政府陆军总长鲍贵卿花园内，后迁至公园水榭，社员有王梦白、唐定之、乔大壮、黄浚等，徐悲鸿、张大千、张聿光居京时，也来参加该社活动，华北沦陷后，文艺学社解体。

　　肆｜结　论

　　民国时期的北京金石书画社团发展迅速，远不止本文所记的十一个，还有一些民间组织的社团，参与群体的身份和地位可能不是很高，但亦致力于金石书画艺术的推广，像1920年《实用北京指南》中记载徽州会馆内即有一“书画慈善会”，由于资料的不足，很难搞清其人员组成和社团宗旨，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进一步汇集整理，或可撰成专著，加以阐述。

　　但不容否认的是，民国时期北京金石书画社团为京城内各界精英提供了艺术交流的平台，让他们有机会将自身的书法风格广为传播，甚至突破了身份的限制。像基本由遗老遗少组成的松风画会，其代表人物溥伒、溥儒等，他们的书法基本上奉行帖学，书风呈现出浓郁的馆阁体色彩；而冰社成员丁佛言，自政坛退居后，潜心金石文字之学，书风即碑派之大成，兼得钟鼎厚重醇雅之美；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导师沈尹默，他本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书法熔碑帖于一炉，既有开拓之功兼具文人情怀，同时他也是民国时期帖学书风重振的灵魂人物；而作为北京艺坛领军人物的陈师曾，他同时参与多个社团，其书法代表了吴昌硕海派风格之北传，著名画家张大千，曾加入文学艺社，他的书法继承了其师曾熙、李瑞清书风之精髓，书作中洋溢这浓郁的碑派意味；金石篆刻家寿石工，在北京一段时期可执印坛牛耳，其书法将碑帖巧妙融合，呈现出一种十足的名士之气。因此北京金石书画社团为不同群体的书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让多种书法风格在京城这块特殊的土壤上繁衍生息。

　　总之，民国时期的北京金石书画社团呈多重发展趋势，兼具着书画教育、交流、销售、传播等诸多只能。这些新职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京城书画销售的格局，为聚集在这里的新旧文化精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创作空间。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艺术群体的共同智慧，为北京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创作源泉和较高的视野，使京城书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编辑说明

原文刊载于2016年4月《书法》

图片来源于网络，桑莲居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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