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8日,“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上海预展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仁记路东口中国银行旧址室内正式公开展览。会场内辟设一休息室,可容纳数百人,并有《展览目录》《故宫书画集》及《故宫周刊》等可供发售。上海预展会原定展期为3周(即1935年4月8日至30日),后因参观踊跃,每日限定参观人数不超过3000人,并延展至5月5日闭幕,共计接待参观者达五六万之众。作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预展,上海预展会在展品选择和陈列布置上,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历史脉络之建构,而且该展览在社会反响方面亦获较大成功。
◀ “伦敦中国艺展之预展”报道
引自《申报月刊》1935年第四卷第五期
上海图书馆藏
▶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特辑
引自《中华(上海)》1935年第34期
上海图书馆藏
▲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瓷器、书画陈列室旧影
摄于1935年 故宫博物院藏
首先,从展品选择和陈列布置角度而言,上海预展会是中国艺术品的一次系统呈现,中国文化脉络的初步建构。可以说,上海预展会的陈列布置是完全按照伦敦中国艺展筹备委员会“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有系统之展览”的决议来组织的。整个会场分设6个陈列室,展品以书画、铜器、瓷器和善本图书等分类予以展出,各类展品的室内陈列又以年代为顺序予以布置。第一、二陈列室展出历代书画,其中第一陈列室为明清书画、折扇、织绣陈列,第二陈列室为唐、五代、宋、元书画陈列。室内以木条搭成高约一丈、厚约尺半的架子,上面覆以灰黄色之布,宛若厚墙,书画即悬挂其上。书画前设置木栏,距书画约2尺,以便参观者凭栏观赏,而不至于迫近画轴,致使损坏。折扇、织绣则均置于特制铁柜玻璃橱内。第三陈列室展出青铜器,第四、五陈列室展出瓷器,第六陈列室展出善本图书、玉器、景泰蓝和剔红。这些陈列室内均设置特制铁柜玻璃橱,多数以厚玻璃分隔上下层,每层置手册、瓷器、青铜器等一两件,多则六七件。
◀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元人绘 59.4×47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宋 赵佶《红蓼白鹅图》轴 绢本设色
132.9×86.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从展览设计和社会影响角度而言,上海预展会使各界民众有机会亲见皇家收藏之珍品,且在一些细节处引得不同之关注——艺术史家可就展览所陈列艺术品本身加以品题,普通观众则多因展品为帝王御用之物、宫廷制作之品、名媛亲笔之作而予以特别关注。此次展览会除珍藏的历代青铜、书画、瓷器和玉器外,乾隆皇帝的宝座及其文房陈设亦引得观众大发评论。再者,书画陈列室中的帝王像,尤其是成吉思汗画像,也引起观众的兴趣。还有宋徽宗绘《红蓼白鹅图》、管道昇绘石竹、邢慈静画佛等,亦引得观众驻足品评。(24)
1935年6月6日,英国政府所派军舰萨福克号装载中国参展古物驶离上海,于7月25日抵达朴茨茅斯港口。当日,中国驻英大使馆陈维诚、英国外交部司长盖斯里爵士(Sir Stephen Gaselee)和皇家艺术学院秘书长兰姆到港视察。当日下午,装载中国古物的4辆卡车在英国内政部所派便衣特警以及沿途警察的护卫下安全运抵皇家艺术学院库房。11月28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皇家艺术学院伯灵顿宫开幕,门前高悬中英两国国旗及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横额。此次展览共计15个国家参加,提选展品总计3080件,其中中国提选786件,法国及卢芹斋提选215件,美国提选115件,瑞典提选113件。
▲ 中英双方在萨福克号舰上与船长合影。故宫博物院藏。左四为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左五为郑天锡(时任外交部顾问)、右二为庄尚严(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右四为唐惜芬(时任教育部督学)。
▲ “三千年前的瑰宝在伦敦”报纸剪影。引自英国《新闻纪事报》1935年11月13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伯灵顿宫开幕。此次展览汇聚了全世界收藏的无比珍贵的中国艺术品,其中一些是三千年前制造的。图为那志良(左立者)和宋际隆(右立者)正在整理瓷器展品。)
与上海预展会相比,伦敦艺展会亦重视“中国艺术史”的建构。只是中英双方在展览叙事的角度和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英方专家更为追求中国艺术史的国际语境。首先,伦敦艺展会的陈列布置不以艺术品类别为顺序,而是以中国朝代先后为脉络,所陈中国文物大致按照时代划分,各朝代的青铜器、绘画、书法、雕塑、陶瓷、玉器、织绣等被并置在一起。《泰晤士报》特别称赞此种展览布置“不仅考虑以整体来呈现展览会,而且还以其内在联系来安排各个陈列室”,“以展示每个朝代的艺术别具一格的特色”。(25)
其次,不同文化语境中对于青铜器的关注与阐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学者竭力宣扬青铜器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突出意义和价值,那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广受关注,并予以重点研究阐释。然而,在伦敦中国艺展会上,故宫博物院珍藏及新近考古发掘的青铜器并未受到英方专家的充分重视,选送的108件青铜器仅22件予以陈列。英方专家在《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中,都未特别引述中方学者关于青铜器历史、政治、文化价值的观点,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青铜器的独特造型和精美纹饰。
第三,与青铜器遭遇的尴尬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为中方专家所重视且被列为“家具杂项”的皇帝宝座却受到西方民众的热捧。展览期间,它们更是受到了特殊待遇:伯灵顿宫专门辟出一个专室,并在醒目位置上拜访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以及文房用品。为显示对英国皇室的尊重,英王后所藏的玉器、雕漆、铜器等,与中国政府选送的历代帝王后画像一起单独辟为一个专室加以陈列。对此,报纸杂志亦给予持续的关注和大篇幅的报道。
▲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第七展厅内景旧影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
▲ “中国艺术展”报纸剪影。引自英国《格拉斯哥先驱报》1935年11月28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展”在伯灵顿宫开幕。图为乾隆皇帝宝座,两侧为屏风以及瓷器宝塔。)
▲ “中国时装季 · 一九三六”报纸剪影。引自英国《每日邮报》1935年12月13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欧洲刮起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佛像的衣纹线条、清朝官帽的顶戴花翎、汝窑瓷器的天青色以及书法绘画的线条被视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元素,在时尚服装设计和个性饰品制作领域得到广泛借鉴和使用。)
在皇家艺术学院国际展览史上,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一场彪炳史册的艺术展,其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意大利艺术展(1930年举办)。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展览会共计接待参观者达42万余人次,包括许多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美国的观众。伦敦艺展会在“以艺术为媒介表示其民族性”上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皇家艺术学院院长李维廉爵士(Sir William Llewellyn)认为,这是一场“最为精彩、最为全面”的中国艺术展,它表明“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已臻于完善”。(26)伦敦艺展后,西方开始修正长期以来对中国艺术的看法。尤其是中国绘画所蕴含的哲学自然观,令英国人士大为震惊:“中国艺术的秘密在于,它与大自然的绚丽与浩瀚融为一体......它似乎用一种更理智、更平和的视角表达一种更为完整的人生愿景。”(27)
1936年5月17日,赴英参展古物由蓝浦拉号(Ranpura)游轮运抵上海。当日,中国旅行社所派行李车载运古物箱件赴上海北站,转入沪宁线专车。18日,由京沪快车专列运载的古物安全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转载接运古物专车,由军警押运护送,径赴考试院明志楼(今南京市委市政府大礼堂)存放。6月1日,“参加伦敦中国艺展会展品南京展览会”在明志楼开幕,参展的主要展品分为两类:一是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全部展品(共计1022件),二是国外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之照片(共计1360帧)。
▲ “中国艺术展”报纸剪影。引自英国《格拉斯哥先驱报》1935年11月28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藏(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展”在伯灵顿宫开幕。图为乾隆皇帝宝座,两侧为屏风以及瓷器宝塔。)
▲ “参加伦敦国际展览中国艺展品南京展览会”海报旧影
故宫博物院藏
▲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之妇鼎旧影及背后所贴标签。故宫博物院藏。此件文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上海预展会相似,明志楼的4个陈列室也是按照历史脉络来呈现中国文化之严谨。第一陈列室为明清书画,第二陈列室为唐、五代、宋、元各朝书画和宋元织绣,包括宋元明各代帝王画像。第三陈列室为商、周、春秋、战国、汉各代铜器,及新发现的新郑寿县铜器群,还有玉器、景泰蓝、剔红、古籍等。第四陈列室陈列自宋定窑起,迄清初止的瓷器,还陈列清乾隆之宝座,紫檀屏风,红木画案及乾隆御用文具等。除此之外,南京展览会还特别甄选了1360帧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照片,按照文物品类分陈于上述相应的展厅之中,以使国人“对参加伦敦展览会古物重加印证”,并借此“得知吾国古物流传国外之情形及其收藏所在”。(28)展览期间,伦敦中国艺展筹备委员会的雷震、滕固等亦通过讲演及评论文章等形式向公众讲述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之情形。
南京展览会后,恰逢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联合年会于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召开,是项文物照片被送往大会参加展览。1937年2月25日至3月3日,故宫博物院遴选其中600余幅古物照片在北京景山绮望楼展出。天津市立美术馆认为“此项展览,不仅能表扬我国固有艺术之伟大,抑亦以剔国人漠视国粹之心理,俾使之油然而生保存之念”(29)希望故宫博物院能够将此项古物照片借予该馆在天津公开展览一次。这一时期,庄严、袁同礼、傅振伦等撰文公开宣读、讲演或发表,详细介绍中国古物流失海外的情形,呼吁国人保护古迹文物,“使吾先民精神所寄托之文物,永存国内,供人研究”。(30)
▲ 天津市立美术馆公函 故宫博物院藏
显然,上海预展会试图通过博物馆藏品来建构中国艺术史的意图基本上得到实现;伦敦艺展会是中国历代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一次全面的展示,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南京展览会在主题与陈列方面虽没有超越上海预展会与伦敦艺展会既定的框架,但1360帧外国所藏中国文物照片在唤醒国人对于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记忆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由此亦可见,博物馆之所以成为一个强大的记忆场所和想象空间,是因为博物馆收藏的物件乃至博物馆本身来源于特定的时空脉络,它们承载着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记忆。(完)
注:(1)原标题:《在展览叙事与文化建构之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作者:徐婉玲,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史和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研究。
(2)为便于阅读,将文中部分原以文字呈现的数字改用阿拉伯数字。
文中引用:
(24)《艺展预展第廿一日 • 观者笔记》,《申报》1935年4月30日第9版。
(25)At Burlington House:the Art of China,A Revelation of Form and Colour,The Times,Nov.28,1935,p.15。
(26)Sir W.Llewellyn on Chinese Art:Scope of London Exhibition,The Times,Nov.23,1935。
(27)Gray,Basil,The Chinese Exhibition:Painting and Calligraphy,Apollo.Vol.22。
(28)《参加伦敦中国艺展会展品南京展览会》(广告),《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5月31日。
(29)《天津美术馆函件》,故宫博物院藏档案,《故宫博物院 • 陈列展览卷》卷四一。
(30)袁同礼《我国艺术品流落欧美之情况》,载滕固《中国艺术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49~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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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紫禁城》2021年10月。
桑莲居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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