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读诗的人，生命一定比不读诗的人要靠幸福更近一点。”诗人呢，他是“语言的提纯者”，把世俗变得明亮。
近体诗也应该是其中的部分，靠近幸福与坚硬。
作诗是王乃钦的生活常态。关于读书、人生、世界，俯拾即是。《王乃钦书自作论书绝句一百首》不过十之一二。历代碑帖、历代书家，王乃钦将他们召集起来，言说，咏叹，况味，抒怀。翻越了千百年，它们再次来到读者眼前，步履跚跚，平平仄仄平。《论书绝句》成熟，简练，偶尔也尖锐，包含着智慧的偏见。
读书写字也是王乃钦的生活习惯，反复，纯挚。现在，他以书作体现诗词，将诗词融进书作，如此相映成趣，好不雅致。所以，我们本栏的全名叫《王乃钦书自作论书绝句一百首》，这是第八期。
毛姆说，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读完文章，期待留下有意思的偏见。（果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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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钦书自作论书绝句一百首
第八期
57
思力精深抑郁多，贞刚峻逸撼山河。
雄奇劲拔几人识，书史百年翻大波。
《张裕钊》，丁酉年荔月，王乃钦。
张裕钊（1823-1894）
字方侯、廉聊，号濂亭，湖北武昌东沟镇龙塘张村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官内阁中书。入于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被人合称为“曾门四学士”，被曾国藩推许为可期有成者。生平淡于仕宦，自言“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曾主讲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培养学生甚众。
张裕钊的书法造诣源于魏晋，突越唐人，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他在运笔转指皆能独到，饱墨沉光，精气内敛，济刚柔俊逸于毫端，创造出一种内圆外方、疏密相间的独特风格，具有劲拔雄奇、气骨兼备的特色。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赞说：“湖北张裕钊，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甑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必留，为涨笔而实洁，乃大悟笔法。”章太炎曾为之赞叹不已：“先生书世传宝，得此真如百斛明珠，尤与他人相绝”。
图左：张裕钊《行书客店商船七言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右：张裕钊《楷书杜甫七言诗轴》，湖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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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隶草真融一炉，圆通婉转笔丰腴。
六朝古刻搜罗尽，别有狂言总不迂。
《赵之谦》，同治九年，赵之谦四十二岁时，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两句：“别有狂言谢时望，但开风气不为师”为联。王乃钦。
赵之谦（1829-1884）
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
赵之谦精于书画、篆刻。他的篆刻取法秦汉金石文字，取精用宏，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人称“赵派”，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书承邓完白、包慎伯、吴让之一路，可使真、草、隶、篆、行融为一体并以碑体书之，使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相互补充，相映成趣。时人对他虽未能充分理解，但他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
在绘画上，赵之谦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全面开拓，融会贯通。著有《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文存》等，又有篆刻《二金蝶堂印存》。
图左：赵之谦《篆书如天此国七言联》，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右：赵之谦《行书摇笔题诗七言联》，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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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放闲人志不疲，忧勤惕励帝师时。
居心良楛声名薄，只有学颜能展眉。
自书论书诗《翁同龢》，丙申，王乃钦。
翁同龢（1830-1904）
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官刑、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皆力主抗战，反对求和；支持变法维新，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被慈禧太后削职回籍，后又革职，永不叙用。归里后隐居虞山西麓鹁鸽峰墓庐。困顿七载后病故。卒后追谥文恭。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深得颜髓，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于晚清书坛颇具影响。《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延闿、谭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氏学通汉宋，文宗桐城，间作画，亦工诗，诗近江西。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
图右：翁同龢《楷书守独辞高八言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60
金文小篆融会通，渊深朴茂不趋同。
方圆转折笔灵妙，匡正改良功业崇。
录旧作论书诗《吴大澂》，丁酉年荔月，王乃钦。
吴大澂（1835-1902）
初名大淳，为避清穆宗讳改名，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愙斋、郑龛、白云病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任陕甘学政、左副都御史、广东和湖南巡抚。吴大澂出任外官多年，恪尽厥职，力行敬业，宦辙几遍天下，其才干得到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的赏识。在清廷外交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件，就是光绪十二年（1886）奉诏赴吉林珲春，与沙俄进行勘界谈判，迫使对方归还非法侵占我黑顶子一地。
吴大澂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研究，为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在古器物学、古文字学和古玺印研究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著有《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都是在清代金石学与印学史上以广博、专业著称的扛鼎之作。
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他学秦代小篆刻石，书法酷似李阳冰。后受杨沂孙的启示，将小篆与金文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书写《论语》《孝经》以及信札。他的篆书大小参差、渊雅朴茂，在当时是一种创造。他对金石文字颇有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先秦文字的广阔的视野，使他的篆书从中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吴大澂写篆书，喜用隶书书款。他的隶书横平竖直，亦取法汉碑。行书学曾国藩，又颇有黄庭坚的趣味。
图左：吴大澂《行书手札》选一，上海博物馆藏
图右：吴大澂《临秦铜权篆书轴》，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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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高学富誉东瀛，选异收奇集大成。
熔汉铸唐为巨制，艺林独拔振金声。
录旧作论书诗《杨守敬》，时惟丙申年蒲月于泉州，王乃钦。
杨守敬（1839-1915）
谱名开科，榜名恺。字惺吾，号邻苏，别署晦堂，室名三不惑斋、悔明轩、飞青阁、望古堂、观海堂。湖北宜都人。同治举人，主讲于湖北两湖书院及勤成书院。杨守敬是清末杰出的大学者，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成就显赫。通舆地，著《水经注疏》40卷，使我国沿革地理学达到了高峰。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精金石，成为“储藏之富，当世罕匹”的金石学家；擅书法，楷行隶草篆诸体俱长，被誉为“日本现代书法的祖师”；富收藏，藏书十万余卷，其中海内外孤本逾万卷，是近代的大收藏家，对我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没。另外在碑板目录学上也造诣颇深。因此，杨守敬是一个集舆地、金石、书法、藏书、碑板目录学之大成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达83种之多，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
关于杨守敬的学书经历，史料并没有详述，陈传席以为，杨守敬的书法宗法欧阳询，又宗法颜真卿、苏东坡；以碑学为基础，以帖学为形体，加上他个人的“品高”、“学富”，集众所善，专为一家。陈振濂亦指出，杨氏强调书法“品高”，即修养的深湛，“学富”即知识的宽博。他虽重考据而不拘泥时风，虽嗜金石而不妄斥帖学。这在杨守敬的《壬癸金石跋》有所体现，“余少好金石文字，每有所得，必为之考证……又玩其书法。”陈振濂还补充,他在书学上持论公允，极少偏见。杨氏主张书中不可不有妍雅之气和书卷气，批评那些“博通金石、终日临池而笔迹钝稚”的现象。于学书，杨守敬以北魏笔法作隶，简约萧散，取法甚广；行书则荦荦有籀篆气息，颇得颜鲁公意趣。在清代算得上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杨守敬《书水经注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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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声名蜚海内，诗书画印上高峰。
自从画法贯书法，石鼓金文气折冲。
录旧作论书诗《吴昌硕》，时惟丙申年七夕于泉州六柳斋，王乃钦。
吴昌硕（1844-1927）
浙江湖州人。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老缶、缶道人、大聋、石尊者等。中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与任伯年、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吴昌硕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以“草篆书”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敦厚老辣、纵横恣肆、气势雄强，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画面用色对比强烈。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吴昌硕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
吴昌硕少年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揉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篆刻方面吴昌硕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让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他的篆书个性极强，印中的字饶有笔意，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
图左：吴昌硕《赠沙孟海石鼓文轴》，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右：吴昌硕《行书七言诗翰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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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翻覆不求工，协洽今章势不同。
稳健岂能空守法，坚苍恣肆更豪雄。
旧作论书诗《沈寐叟》，王乃钦。
沈曾植（1850-1922）
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书画家。字子培，号撰斋，别署乙盦等，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司。在学识方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精通史学、佛学、边疆地理之学，著有《无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乙卯稿》。他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誉称“中国大儒”。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改革旧貌，成绩卓著。
沈氏书法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利；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在书学上，沈氏首次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碑与帖的联系发展脉络。在实践上早年攻帖学，仿黄山谷时尚不能得势，中年学钟繇，后来穷魏碑，极章草，终使“抑扬尽致，委曲得宜”，进入了碑帖融合的独有理想境界，创造了奇峭博丽的沈体书法。曾熙曾评价沈的书法：“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处在不稳”。沈氏还善绘山水，但艺术成就不如书法。
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王秋湄、罗复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评论家认为：“书法家的字求法；画家的字求趣；学者的字书卷味；碑学书家的字有金石气；帖学书家的字滋润丰腴肌理；唯寐叟翁（沈曾植）全有，故能兼美。”
图左：沈曾植《手札》，私人藏品，来自《书法》杂志2006年第9期
图右：沈曾植《临魏碑楷书屏》（选二），西泠印社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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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帖扬碑早有之，未如南海笔披离。
艺舟双楫真推广，博逸开张压众枝。
自书论书诗《康有为》，丙申年仲夏于泉州，王乃钦。
康有为（1858-1927）
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等。
康有为是继阮元、包世臣后又一大书论家。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广艺舟双楫》从理论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碑学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茁、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就创作形式上来说，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结体上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
图左：康有为《行书五言联》，上海博物馆藏
图右：《行书七言诗翰轴》，刊于《中国书法》杂志2006年第10期
1947年生，号六柳斋主，福建省泉州市洛阳桥人氏。1966年毕业于惠南中学，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沧浪书社社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菲律宾中华书法学会学术顾问，国立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委。书法作品曾两次蝉联全国书法大奖赛一等奖。
长期从事格律诗词创作，著有《王乃钦诗书作品集》（两部）、《王乃钦诗笺》、《王乃钦楹联书法作品集》。
第一期：《三公山碑》、《石门颂》、张芝、钟繇、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智永
第三期：李邕、颜真卿、张怀瓘、李阳冰、颜真卿、《祭侄文稿》、柳公权、杨凝式
第四期：蔡襄、苏轼、《黄州寒食帖》、黄庭坚、米芾、鲜于枢、赵孟頫、宋克
第六期：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傅山、八大山人、金农、张照、郑板桥
第七期：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钱沣、邓石如、伊秉绶、吴让之、何绍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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