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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端:搜史钩稽寻“端倪”

发布日期:2018-06-30      来源:《中国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赵晶       浏览次数:1327
核心提示:对这位明代重要宫廷画家的一个大致勾勒。

明 倪端 《捕鱼图》 绢本设色 117.8×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局部 缩图

明 代 宫 廷 画 家 倪 端 考 略

赵 晶(浙江大学艺术系)

 

 

 

  整个明代前一百五十年,以宫廷画家为代表的院体绘画及与其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浙派绘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逮至中叶以降,随着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文人画的重新崛起,院体及浙派绘画逐渐受到轻视。所以明代宫廷画家虽然人数众多,但除个别画家外,画史对他们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他们的作品也大量遭到改款以充宋人画作出售,这也使得今天多数明代宫廷画家不仅生平无法可考,甚至也没有留下可靠的存世作品。进入20世纪,明代院体、浙派绘画及有关画家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国内学者如陈衡恪、俞剑华、郑午昌、潘天寿、徐建融、穆益勤、聂崇正、单国强,国外学者如中村不折、小鹿青云、铃木敬、高居翰、班宗华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有关明代院体及浙派画家的研究得以深入,一些著名画家的生平概况逐渐得到厘清,像穆益勤对明代院体浙派画家资料的汇编整理以及单国强对戴进、林良、吕纪等著名画家生平事迹的考证等称得上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但仍有不少明代宫廷画家的具体情况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倪端是有可靠作品存世的明代宫廷画家,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其《聘庞图》和《捕鱼图》,二图收入《中国绘画全集》,前者还收入《中国美术全集》中,均为存世明代宫廷绘画的精品。限于史料的不足,对倪端本人的介绍往往极其简略,且存在着不少错误,本文通过相关史料的钩稽,对有关倪端的若干成说作了一番梳理,并作相应考辨,对这位明代重要宫廷画家的主要经历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明 倪端 《聘庞图》轴 绢本设色 163.8×9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3

明 倪端 《聘庞图》轴 绢本设色

163.8×9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明 倪端 《聘庞图》轴 绢本设色 163.8×9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4 局部4 缩图

明 倪端 《聘庞图》轴 绢本设色 163.8×9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4 局部2 缩图

明 倪端 《聘庞图》轴 绢本设色 163.8×92.4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4 局部3 缩图

《聘庞图》轴局部

 

 

 

 

  画史诸书中,成书于明代正德时期的《图绘宝鉴续编》最早记载了倪端的情况,但内容十分简略,仅称其“善工山水人物”。[1] 成书于明末的朱某垔《画史会要》谓:“倪端,字仲正,善画道释、人物,山水宗马远,亦工花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倪端存世画作《聘庞图》上钤有“仲正书画”一印,“仲”说明他在排行第二,“正”与“端”意相同,符合取字的惯例,他字仲正当无疑问。倪端除擅长山水、人物、花卉外,姜绍书《无声诗史》还记载倪端工画“水墨龙”,[2]说明他是一位艺术水平高超的擅长多个画科的全面型画家。

 

  倪端的籍贯,目前有杭州和楚江两说,但仔细分析,这两说都有问题。倪端是杭州人的说法见于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倪端条,今天包括《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绘画全集》在内的美术史、绘画史著作都采用此说,或两说兼顾。俞氏此书倪端条的资料来源注明为《明画录》、《无声诗史》、《画史会要》、《图绘宝鉴续纂》及《杭州府志》,但查对原书,前四书均未提到倪端为杭州人,想是来源于《杭州府志》,再翻阅万历、光绪《杭州府志》,都没有看到有明代宫廷画家倪端的记载。《杭州府志》仅有宋人倪端臣,为临安人,另有同名的海宁深泽训导亦名倪端,都与宫廷画家倪端无关。相反杭州籍明代宫廷画家如戴进、石锐、顾炳却在《杭州府志》中都有记载。《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此说当受到清人彭蕴灿所编的《历代画史汇传》的影响。彭氏《历代画史汇传》中倪端条也没有直接说倪端为杭州人,但是该条后所附资料出处中,除了列出《画史会要》、《无声诗史》、《图绘宝鉴续纂》三书外,还列了《杭州府志》一书。细看该书倪端条的内容,仅见于《画史会要》、《无声诗史》、《图绘宝鉴续纂》三书的记载,并不涉及《杭州府志》的内容。万历《杭州府志》在记载戴进时曾提及当时宫廷画家有谢环、石锐、李在、倪端等人,可能是彭书列上《杭州府志》的原因。《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沿用彭书的记载,并增加了倪端为“杭州人”的表述,遂造成倪端为杭州人的错误说法。

 

  倪端为楚江人一说来源于倪端《聘庞图》的落款“楚江倪端”。这是作者本人的题款,应较可靠,但此说仍有问题,倪端所说的楚江究竟是指哪一地区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我们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历史上找不到专门叫楚江的府(州、郡)、县。今天湖南西北部石门县有楚江镇,湖南南部临武县有楚江乡,但恐怕都不是倪端所说的楚江,盖常理自署籍贯再小也应该是一县,一般很少会小至乡镇,何况而临武的楚江乡甚至是1950年才设立的。

 

楚江倪端 副本

“楚江倪端”

 

  长江流域原先属楚地的江河一般都可以概称为“楚江”,由于长江流经楚地最广,所以古人常常也把楚江作为长江的别称,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乃至四川境内的长江都可以称为“楚江”,并不固定在某一区域。如李白著名的《望天门山》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指的是今天安徽境内的长江。而李白在《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一诗中“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所说的楚江又是指湖南境内的长江了。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诗:“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指的是四川及重庆境内的长江,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中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又指的是江苏境内的长江了,总之楚江并不能特指一地。所以我们不禁要怀疑,“楚江”很可能并不是画家的家乡,而是他的号,但不管是号也好,是他的家乡也罢,凭“楚江”二字说倪端是南方长江流域一带的人总不会离事实太远。

 

 

 

 

  倪端存世画作所知仅有两幅,一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聘庞图》,落款为“楚江倪端”,钤“金门画史”、“仲正书画”、“一师造化”三印。据学者考证,此图系绘汉末三国时荆州牧刘表礼聘庞德公的故事。另一幅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捕鱼图》,款“倪端写”,钤“日近清光”、“半窗明月”、“锦衣千户之章”三印,并有明人张诰题诗。除此之外,见于著录的还有明人汪砢玉《珊瑚网》所记《牧羊图》[3] 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记载的《严陵钓叟图》、《南阳卧龙图》等。[4] 

 

  《聘庞图》和《捕鱼图》上所钤“金门画史”、“日近清光”等印是明代宫廷画家常见的用印。“日近清光”印还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济的《砺剑图》、缪辅《鱼藻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文靖《雪夜访戴图》,上海博物馆藏安正文《岳阳楼图》、周文靖《古木寒鸦图》,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吕文英《江村风雨图》(一名《风雨山水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周全的《狮子图》,日本根津美术馆藏赵麒《虾蟆仙人图》,日本中村胜五郎藏刘节《藻鱼图》、高居翰藏吕纪《花鸟》等。“金门画史”(或“金门画史之印”、“金门画史之章”、“金门画士”)印还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计盛《货郎图》、李在《山村图》、上海博物馆藏李在《琴高乘鲤图》,广东博物馆藏何浩《万壑秋涛图》,台北故宫藏《山水图》(旧传戴进,疑为周文靖),大英博物馆藏萧海山《鸬鹚图》,王季迁旧藏萧增《芙蓉白鹭图》,日本泉屋博物馆藏月洲《孔雀图》等作品。这些都是明代不同时期的宫廷绘画作品,一般可通过这两印判断绘画者的宫廷画家身份。

 

明 缪辅 《鱼藻图》轴 绢本设色 171.3×9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 副本2 缩图
明 缪辅 《鱼藻图》轴 绢本设色 171.3×9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落款、章2 副本
 ▶ 明 缪辅 《鱼藻图》轴 绢本设色 171.3×9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落款“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钤“良佐”、“松厂”、“日近清光”等印。

 

 

  当然,宫廷画家也往往会直接在落款上署上自己的官职、隶属机构乃至籍贯,尤其是那些直接为宫廷创作的作品上,如上面缪辅的《鱼藻图》落款“武英殿直锦衣镇抚苏郡缪辅写”,周全《狮子图》的落款为“直文华殿锦衣都指挥周全写”。文华殿和武英殿都是画家的服务机构,锦衣镇抚和锦衣都指挥则是画家的官职。明代永乐至嘉靖间,级别较高的宫廷画家多授予锦衣卫武职,但纯属寄禄性质,并不是真的在锦衣卫中管事,这和明代皇亲贵戚多寄禄于锦衣卫中是一个道理。倪端现存的两幅作品上虽然没有直接署上官职,但是《捕鱼图》上钤有“锦衣千户之章”,说明倪端绘该图时的官职是锦衣卫千户,此章是倪端为宫廷画家的又一确证,查万历《大明会典》,可知锦衣卫千户为锦衣卫中正五品的武官。

 

 

 

 

  对于倪端的活动时代,今天各美术史、绘画史著作及相关辞典,如《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绘画全集》、《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俞剑华《中国绘画史》、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中国书画》(国家文物局文博教材)、王朝闻《中国美术史》等等,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宣德时期的宫廷画家。这一观点相沿已久,明末清初徐沁所著专收有明一代画家的《明画录》即持此说。《明画录》称倪端于“宣德中征入画院,道释精妙入神,兼工人物花卉,其山水宗马远一派,与谢环、李在、石锐同被宠渥。”[5] 稍后于《明画录》,约成书于康熙时期的《书画史》亦记载倪端为“宣德时待诏”。[6] 

 

  《明画录》的记载应为今天各书定倪端为宣德时宫廷画家的主要依据,但需要明确的是徐沁并非首倡此说者。宣德时期的宫廷画家众多,《明画录》却独将倪端与谢环、李在、石锐所并举,说明徐沁撰此条时参考了明人笔记及其它相关著作中记载的戴进仁智殿呈画因谢环进谗而被斥的故事。这个有关戴进的著名故事有多个不同版本,其中传布最广并提及倪端的一个版本较早见于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陆深所著《春风堂随笔》和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的李开先《中麓画品》。其后嘉靖《浙江通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万历间凌迪知《万姓统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何乔远《名山藏》、万历《杭州府志》等皆辗转相抄,此后直到清人笔记及多种画史著作中,凡是提及戴进事迹的,多半会转引传抄这个故事。陆深《春风堂随笔》中的原文如下:

 


  本朝画手当以钱唐戴文进为第一。宣庙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文进入京,众工妒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钓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者,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尔。”宣庙扣之,乃曰:“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颔之,遂挥去其余幅不视,故文进在京师颇窘廹 [7] 。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论,但在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提到,宣德时期谢环、倪端、石锐、李在同时为宫廷画家,此后一系列的明清人著作皆引此说,并为徐沁撰《明画录》倪端条时所采纳,倪端为宣德时期宫廷画家遂成定论。今天,根据可靠的史料,我们必须指出,这个始于明代嘉靖时期并一直相沿至今,认为倪端为宣德时期宫廷画家的说法是错误的,而证明其错误的最主要材料就是《明实录》及《国榷》中有关倪端的记载。

 

明 周文靖 雪夜访戴图 绢本淡设色 161.5×9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副本 缩图2
明 李在 琴高乘鲤图 绢本设色 164.2×95.6cm 上海博物馆藏 2 副本 缩图

◀ 明 周文靖 雪夜访戴图 绢本淡设色

161.5×93.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右上自题“雪夜访戴。周文靖写”

钤“□理”、“日近清光”、“三翠轩”印三方

▶ 明 李在 琴高乘鲤图 绢本设色

164.2×95.6cm 上海博物馆藏 

署款“李在”  钤“金门画史之章”朱文方印

 

  明代制度,新帝登基后立即着手编写前朝实录,实录逐年记录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明实录》中记载的圣旨涉及对当时许多宫廷画家的任命,为我们保存了不见于历代画史记载的许多明代宫廷画家的珍贵史料,对判断部分宫廷画家的具体活动年代有重要帮助。《明实录》中关于倪端的记载多达七处[8] ,时间从景泰末至弘治末,历经代、英、宪、孝、武五朝,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明代著名宫廷画家的认识。

 

  倪端在《明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代宗景泰七年(1456)六月庚子,《英宗实录》记载:

 


  “命张靖为正千户,倪端、周全为百户。靖等俱以匠役供绘事于御用监,至是官之供事如故。”[9] 

 

  很明确倪端是“供绘事于御用监”的宫廷画家。百户为正六品,是倪端见于《实录》记载的首个官职,锦衣卫官职中最低的是从六品的锦衣卫所镇抚,再上就是正六品的百户了,属于较低级别的武官。御用监属于内廷宦官机构,明代的内廷宦官机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御用监为十二监之一,明初洪武年间就设立,主要负责皇帝日常起居器物的制造和相关物品的管理,是明代画院的主要管理机构。此条记载中和倪端同时得到任命的张靖和周全也是明代宫廷画家,画史均有记载,其中张靖见于《图绘宝鉴续编》、《画史会要》等书,山东人,善画道释人物,为画院世家,他的孙子张玘为成化、弘治时期的著名宫廷画家,曾孙张锦也是宫廷画家。周全历代画史记载极其简略,仅提到他善画马,但与张靖无可靠画作存世不同,周全尚有《射雉图》和《狮子图》传世,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明实录》此条记载亦见于明末清初谈迁所著记录有明一代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国榷》,该书景泰七年六月载:

 


  “庚子,画工张靖为正千户,倪端、周全为百户。”[10]

 

  两书可相互印证。

 

 

明 周全 狮子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明 周全 狮子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 明 周全 射稚图 137.6×117.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周全 射稚图 137.6×117.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 缩图

 

 

  倪端在景泰时期的活动情况,景泰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直在其文集中亦有提及,其《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七《友竹轩序并诗》中提到庐陵周仁俊“侍父来京师”,请“善画者倪端”为其画《友竹轩图》,并请王直为序。王直在序文中称周仁俊为“予友工部侍郎周公长子”。此“周公”当为周忱,周忱与王直系同乡,都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德、正统间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景泰二年还朝,景泰四年卒。王直天顺元年(1457)致仕离京,卒于天顺六年(1462),周仁俊请倪端作画、王直作序当在景泰二年至七年间。王直在诗中称“倪端作画众所欲,喜向高堂见横幅”,看来景泰时倪端已有一定声誉,所以能入画院为百户。

 

  景泰七年是公元1456年,第二年正月即发生“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改元天顺。天顺时期倪端未在《明实录》中出现,不过应仍在画院并正常得到升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提及倪端为“天顺间锦衣千户,画法夏圭,一帧作“严陵钓叟”,一帧作“南阳卧龙”,雪岩冰溜,淸寒之气逼人,亦国朝能手也” [11] ,倪端景泰末已是正六品的百户,按正常的升迁程序计算,天顺时他当逐渐晋升至正五品的锦衣千户,李日华的说法是可信的。

 

  倪端再次出现在《明实录》中已是成化十六年(1480),此时他已官至从三品的锦衣卫指挥同知,当年十月,他和另外几位宫廷画家张玘、周全、殷偕、刘俊等人又一次得到晋升[12] 。随后,成化二十一年(1485)闰四月乙酉,《宪宗实录》记载了当年正月间因天象异常而被降半俸的一大批宫廷画家得以恢复全俸,倪端也在此列。《明实录》此条记载十分重要,不仅点明此时他的官职是正二品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并说明倪端为锦衣军匠出身,说明他早年任职百户之前应是普通画工,寄禄于锦衣卫军匠:

 


  “命都指挥使倪端、张玘、都指挥同知殷偕、袁林,都指挥佥事刘俊、周全,指挥使李应琪,指挥同知董永昌、李璈,指挥佥事赵福、殷顺、刘节、毛祥、李傑,正千户蒋茂、张俸,副千户高明、马贇,大使张靖,副使杜林俱复全俸。靖、林缘事仍免置理。端、靖初由锦衣军匠,玘、福、贇俱锦衣卫舍人,偕府军指挥,袁林人匠,俊、永昌、祥俱金吾官军籍,全太监金英义儿,璈金吾百户,顺府军指挥家人,节富峪官籍,俸大兴百户,杜林武功军匠,俱以绘事进。应琪锦衣卫指挥,傑府军所镇抚,俱以银作进。茂、明武功锦衣军匠,俱以表背服役,夤缘造请,驯至优秩,顷以灾异稍黜倖进,犹给半俸,至是旋复。自陈乞全给,户部参究以覆诏复之,且谕后不为例。”[13] 

 

  此时倪端已官居正二品的都指挥使,说明五年间他又有晋升。《明实录》此条记载还让我们得知了大量从未所闻的明代宫廷画家。除李应琪、李杰、蒋茂、高明四人分别以银作和裱褙得官外,其他都是“俱以绘事进”的宫廷画家。除倪端外,周全、张玘、刘俊、刘节、李璈、袁林、殷顺都可以从画史中找到记载,而董永昌、赵福、毛祥、李杰、马贇、张靖均为画史失载的宫廷画家。[14] 

 

  当年十二月,明宪宗又赏赐倪端“皂隶四人”。[15] 一年后的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二月宪宗又令太监传旨,倪端等宫廷画家又被“添与皂隶四人”。[16]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去世,孝宗即位,弘治元年(1488)十二月《明实录》又载:

 


  “金吾右卫带俸指挥佥事倪端援随侍东宫恩,例乞改注锦衣卫带俸。兵部言,端未有军功,而锦衣卫又无缺,请治其违制奏扰之罪。诏特允之。端以画工得幸者也。”[17] 

 

  谈迁《国榷》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而相对简略,可以参看:

 


“弘治元年十二月癸丑……金吾右卫带俸指挥佥事倪端以画工直东宫,许改锦衣卫。”[18]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倪端不仅官职从正二品的都指挥使降为正四品的指挥佥事,并从锦衣卫带俸转到金吾右卫带俸。分析这一变化的原因,这和孝宗即位之初裁汰成化朝传奉官的举措有关。明代官员选拔和授官有着严格的制度,须履行一定的程序,如廷推、部议等,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主管,官员的品级、编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皇帝往往绕过正常的铨选程序,命太监传旨,直接任命官员,此种形式所任之官被称为“传奉官”,取其传奉圣旨升授之意[19] 。往往每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 [20] ,远远超过正常的编制员额。部分传奉官掌有实权,真正管事,但更多的并非实授,官职只是作为领取俸禄的依据而已。宫廷画家的授官多采用此种形式。传奉官的出现导致朝廷大臣的激烈反对,每逢新帝登基,大臣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来要求新帝下旨裁汰传奉官员,这也导致许多宫廷画家丢掉官职。史载“孝宗初即位,降黜传奉官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21] 而根据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兵部所拟裁减冗官的规定,武职官员中凡是匠艺出身的传奉官员,二品降为正千户。[22] 因此,一年前官居正二品的倪端应当降为正五品的正千户,指挥佥事为正四品,当是优待或此后又有升迁的缘故。

 

 

明 倪端 《捕鱼图》 绢本设色 117.8×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 缩图
明 倪端 《捕鱼图》 绢本设色 117.8×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 落款

 ◀ 明 倪端 《捕鱼图》 绢本设色 117.8×42.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落款“倪端写”。钤“日近清光”、“半窗明月”、“锦衣千户之章”三印。

 

 

  倪端以“随侍东宫恩”要求重新改到锦衣卫带俸,说明孝宗为太子时他就在东宫服务。他和酷爱绘画的少年天子关系似乎还非同一般,在兵部不仅不同意其请求,且要治他“违制奏扰之罪”的情况下,方才即位一年多,年仅十八岁的孝宗以下诏“特允之”的方式为其解围,《明实录》的记载让我们得知倪端弘治时仍在画院,并深得孝宗的宠渥。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武宗即位,在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又下旨裁革孝宗时期的传奉官。当年九月初一,《武宗实录》记载了兵部向皇帝汇报“奉诏查武官冗食之应裁革者”的情况,奏折中有“原有功官旗倪端等八十八人”[23] 的记载,倪端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这条材料是否确指宫廷画家倪端尚不能完全肯定,因为没有涉及对他绘画才能的描述,也未并举其他宫廷画家,且从年龄上来看,倪端至该年仍在画院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不能排除是同名另一人的可能性 [24] 。如确指宫廷画家倪端,那就是他最后一次在《明实录》中出现,即使排除这一条记载也不影响对我们倪端主要活动年代的判断。

 

  倪端景泰七年在画院任职百户时距宣德时期已有二十余年,此后一直到孝宗弘治时他仍在世,如弘治十八年的那条材料确系指宫廷画家倪端,则此时距景泰七年已近五十年,距宣德后期更是已有七十余年。如将倪端算作宣德时宫廷画家,宣德总共十年,以宣德五年三十岁来计算,到武宗即位的弘治十八年他已一百多岁,即使是弘治元年他也已年近九十,这样的年纪不但不致仕还要求改官,显然不合常理,所以可以断定倪端不可能是宣德时期的宫廷画家。若以其景泰七年任职百户时三十岁计,至弘治元年请求改官锦衣卫时不过六十二岁,到弘治十八年也不过七十九岁。所以,根据《明实录》及相关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倪端景泰时期约二十余岁,已有一定绘画声誉,被征入画院,先后历官锦衣卫百户、千户、指挥同知、都指挥使、金吾右卫带俸指挥佥事、锦衣卫指挥佥事等职,弘治时期尚在画院,并深得孝宗优宠,主要活动于景泰至弘治时期,其生卒年大体可定为:约1426年-约1505年。

 

 

 

 

  回头再看陆深和李开先关于倪端为宣德间宫廷画家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嘉靖时期的郎瑛所著《七修类稿》和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在记载戴进仁智殿呈画遭谗这个故事时却没有提到倪端、石锐、李在等人,说明倪端等人应当是在这个故事不断流传过程中被不经意间添加进去的,添加者可能为嘉靖时期的李开先或陆深,而误将倪端列入很可能为一时失察,这个错误却被后来的各书所沿袭,并相沿至今天的各类美术史、绘画史著作中。

 

  弄清楚倪端的主要活动年代后,借助于《明实录》、《国榷》等书有关倪端官职升迁情况的记载,我们可以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倪端《捕鱼图》的创作时间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捕鱼图》上钤有“锦衣千户之章”,说明倪端作此图时官居正五品的锦衣卫千户。而据《明实录》,倪端成化十六年十月以前就已经是从三品的锦衣卫指挥同知了,该月升官,说明锦衣卫指挥同知一职至少已经任职一年以上了。则此画必绘于景泰七年六月升至百户以后,至成化十五年之间。考虑到倪端从百户升到正千户尚有两级,而锦衣卫千户到指挥同知也有两级,如以一年升一级的速度来推测,此画应绘于天顺二年至成化十三年之间,但通常情况官职升迁的过程要大大慢于这个速度,所以我们认为此画绘于天顺三年至成化十年之间,也即1459-1474年,是一个相对更合理的时间段,这与李日华所说的倪端为天顺间锦衣千户也相吻合。

 

注 释:

 

[1] 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编》,《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第838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按,“善”和“工”意思重复,疑其中一字为衍文。

[2] 清·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六,《画史丛书》本,第10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3]  明·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九,《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第117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4]  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五,第34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5]  清·徐沁:《明画录》,《美术从书》本,第17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6]  清·佚名《书画史·画史》卷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第49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7]  明·陆深:《春风堂随笔》,《宝颜堂秘笈》本,广集第五,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1922年。

[8]  最后一处是否确指宫廷画家倪端尚存疑,不排除是同名另一人的可能。

[9] 《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10]  明·谈迁:《国榷》卷三十一,第200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58年。

[11] 《味水轩日记》卷五,第341页。

[12]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

[13] 《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五。

[14] 此处之张靖与见于《英宗实录》景泰七年的张玘祖父张靖同名,并非同一人。

[15]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

[16] 《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

[17]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18] 《国榷》卷四十一,第2579页。

[19]  通常认为传奉官的称呼始于成化初,因为成化帝即位甫一月,便开始用太监传奉圣旨授官,以后连续不断,时人谓之“传奉官”,见《明史》三○七《李孜省传》。事实上靠“传奉”任命官员成化前即已存在,天顺元年就已经规定“传奉”升官者不准袭替,见万历重修《大明会典》卷一百二“武职袭替”条。

[20]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第931页,中华书局,1965年。

[21] 《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第932页。

[22] 《明孝宗实录》卷五。

[23] 《明武宗实录》卷五。

[24]  弘治时期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兴复哈密记》一文中提到有“指挥倪端”,似与画家倪端非同一人,《武宗实录》记载的倪端可能即此人。

 

 

 

编辑说明

文章原载《中国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

配图参考原文有所调整

桑莲居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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