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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勋:初探古人集字成家之路

发布日期:2019-05-07      来源:《书画世界》2017年5月刊      作者:方建勋       浏览次数:1185
核心提示:“集古字”法的核心是博取前贤,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越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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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 怀仁《集王羲之〈三藏圣教序〉》(局部)

 

 

“集古字”问题初探
文 / 方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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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字”的由来

 

  说到“集古字”,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字帖店里看到的大量集古字字帖。目前市面上,有一些集古字字帖、教材,如集《张迁碑》联、集《孙过庭〈书谱〉》书唐诗宋词,把古代的某些碑帖,集成短句、对联、诗词、文章等。

 

  集字为书,古已有之。拿王羲之的字来说,最有名的莫过于《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又有如《兴福寺半截碑》,为唐代兴福寺僧人大雅等集王羲之书所刻。此外还有唐元序《集王羲之书〈金刚经〉》等。

 

  不过,这里要讨论的“集古字”,与上面提到的不同。这里要说到的“集古字”的概念,来自米芾。米芾曾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集古字”,是别人看了米芾书风形成之前作品的评价。

 

米芾临王羲之《孙女帖》《平安帖》
王羲之《平安帖》 缩图 2

右:王羲之《平安帖》摹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左:米芾 临王羲之《孙女帖》《平安帖》

 

  米芾的“集古字”,其实是一种学书方法,是取法多家的长处,综合而成自己一家。米芾学书,“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他对古法锲而不舍的钻研,使他临习古帖到了信手拈来的自如境地。如他临王羲之行书《平安帖》,对比羲之原帖,米芾纵笔挥洒,如同自家原创。米芾学习晋唐名家,有一个大致上的先后顺序。他在《自叙学书》提到说:

 

  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米芾是先学颜字,再学柳字,然后学欧字,之后学褚遂良的书法以及段季展的书法。从段季展的书法中发现段书源自王羲之《兰亭序》,于是学习王羲之等晋魏名家法帖。学习前贤楷书、行书、草书之外,米芾也学隶书与篆书。在取法前贤方面,米芾可以说是宋代书家中最广博的一位。米芾一生的书法成就,以行书一体为最高。其行书,在其所流传至今的书法作品中最多。这也与当时整体书学风气有关,宋代书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在行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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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字”法的实质

 

  米芾所说的“集古字”,与今天一些人的理解并不一样,是“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取诸长处,总而成之。对范本的学习,不是生搬硬套,不是把不同书家(范本)的每个字拼凑成一件作品,而是学习范本的某一种特点(在米芾眼里,此即该范本的长处)。其二,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米芾的书法,取法范围广,最终又以鲜明的个性风格立于书史。这是因为他能吸收,也能消化,有足够的融通能力,在古人与自我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历代书家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审美经验。要想获得这种审美经验,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深入临习。明代董其昌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从学书者的主观愿望出发,能把历代书法大家的长处,都学到手,融汇在自己的笔下,当然是最理想的了。这看似容易,其实大不易。因为书法的学习,要精通一家就须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米芾天资颇高,又加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勤学型书家,就像王文治诗句所说的“天姿凌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所以能“集大成”,成为一代巨匠。

 

  “集古字”这条学书之路,有什么益处呢?

 

  书法的学习,如果在初级阶段,走马灯似的换帖,只会浅尝辄止,无法真正得到古人佳处。清代书家梁巘说:“学书一字一笔须从古帖中来,否则无本。早矜脱化,必偭规矩。初宗一家,精深有得。”所以学书,一开始的阶段,要力求做到专精,不然深入不进去。

 

  不过在另一方面,若只是学宗一家,很容易受到师法对象的束缚。清人王澍说:“习古人书,必先专精一家,至于信手触笔,无所不似,然后可兼收并蓄,淹贯众有。然非淹贯众有,亦决不能自成一家。若专此一家,到得似来,只为此家所盖,枉费一生气力。”入得越深,受到范本的牵掣可能性也就越大,甚至还有可能会学到许多习气,如清代沈宗骞所说的:“若但株守一家而规摹之,久之必生一种习气,甚或至于不可响远。”所以学宗一家,是第一步,完成第一步之后还要转益多师。先专精,再广博,集众人之长,免受一家之拘,这便是“集古字”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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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古字”之难

 

  “集古字”虽然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学书之路,但并不好走。清代书学家倪后瞻向我们详细解析“集古字”的学书长路:

 

  凡欲学书之人,工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所谓初段,必取古之大家一人,以为宗主门庭,一定脚根牢把,朝夕沉酣其中,务使笔笔相似,使人望之便知是此种法嫡。纵有谏我、谤我,我只不为之动。此段功夫最难,常有一笔一画数十日不能合辙者,此处如触墙壁,全无入路。他人到此,每每退步、灰心。我到此心愈坚、志愈猛、功愈勤,无休无歇,一往直前,久之,则自心手相应,初段之难如此。此后方做中段工夫,取晋、魏、唐、宋、元、明数十种大家,逐家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摹之时,则诸家形模,时或引吾而去,此时步步回头,时时顾祖,将诸家之长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然此时终不能自作主张也。工夫到此,倏忽又五七年矣。盖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到极熟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迸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想初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自成一家矣。到此又是五七年或十余年,终段工夫止矣。

 

  这个“集古字”的过程,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它几乎伴随学书者一生。当然,具体到每一个学书者,又有些小差别。但这个看似繁复的过程,其实不外从一开始的“专一”,到“广大”,再到最终“脱化自立”。

 

  “集古字”的过程的难,难在第二阶段的广大。难在真正地吸收新的师法对象:一是审美定式(惰性),在心理上难以接纳新的范本;二是,学习下一家的时候,到底是取法对象(范本)的哪方面?

 

  有的学书者,在学宗一家后,进入第二家时,主观上渴望并尝试在变,但是变得并不理想。这样的例子在今天这个极其自觉的时代,也并不少见。所以在学习新的范本与对象时,如何取舍,如何才能在自己旧有的基础上继续向更好的方向推进,这些完全取决于学书者的自我掌控(包括理论认知、艺术感觉与综合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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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唐 李阳冰《谦卦碑》拓本

右:邓石如 节临李阳冰《谦卦碑》

清 邓石如 节临李阳冰《谦卦碑》 纸本 168.8×84.3cm 洪福楣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缩图

 

清 · 邓石如 篆书节录白居易《庐山草堂记》轴

 

  清代大家邓石如,走的也是“集古字”之路。他也曾像米芾那样回顾过自己的学书历程:

 

  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零碑断碣,靡不悉究。

 

  邓石如学书,一开始是主攻李阳冰,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看出了李阳冰的优点与不足(未必真是“不足”,是相对于自己的审美理想有偏差)。然后学习《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从而壮大了书法之气力;从《开母石阙》得到“朴”,从《之罘二十八字》撷取“神”,此外又学习《石鼓文》等金文大篆与汉代碑额上的书法,因此字逐渐走向变化多端,风貌也呈现多样化。他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就找到对应适合的范本来补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调整与完善,最后接近自己的审美理想。邓石如的书法,诸体皆能,以篆书最高。邓之篆书,集大成而成一家,刚健婀娜,潇洒纵宕。

 

4
“集古字”方法具有普适性

 

  走“集古字”之路,书法成就突出者,除了上面所举例的米芾、邓石如,还可以再举出几个代表性书家。

 

  如明代书坛“吴门四家”之一的祝允明(1461—1527)。祝允明学习书法的广博,在当时就广为称颂。如文艺名家王世贞(1526—1590)说:“(祝允明)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真足上配吴兴,他所不论也。”上至钟王,下至赵孟 ,各朝代的大家几乎都师法过。即便如小楷一项,今天仍能见到祝允明所临的多家作品。如临王羲之小楷《黄庭经》,临米芾小楷《千字文》,临赵孟 小楷《清静经》。从这些临古小楷作品,可以看出祝允明更注重“简洁”与“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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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祝允明 临王羲之《黄庭经》(局部)

全卷 21.3×73.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大书家董其昌也是一位走“集古字”之路者。董其昌与祝允明相似,取法颇广。董其昌的好友陈继儒(1558—1639)说:“思翁书法,吾朝米襄阳也。”董其昌不仅深入学习米芾的书法,同时对米芾的“集古字”的学书法也深有领会而践行了。

 

  董其昌曾回顾自己的书法学习历程:“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自此渐有小得。”这里提到了他师法过的多位书家,而事实上他的书法临帖范围远不止于此。涉猎如此之广博,他最终又如何统一呢?在形质方面,董其昌博临各家范本字帖时,通常是“以不变应万变”——以二王之笔法去临各家帖的不同结字。在神采方面,则是以他的天性加上禅修所悟到的“散淡超逸”去“脱化”范本之神气。如临王羲之草书、节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志》、节临褚遂良《枯树赋》、临苏轼六帖册,使人一望而知为“董其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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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董其昌行楷书仿颜真卿法倪宽赞传卷(局部)

绢本 全卷36.8×1579.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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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董其昌 临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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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董其昌 临褚遂良《枯树赋》(局部)

纸本 全卷22.1×284.7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 临苏轼书 缩图
明 · 董其昌 临苏轼书(局部)

 

  以上书家,是走“集古字”之路的典范,他们所涉猎的范围也最广博。一个问题是,他们“集古”的对象都比较相近,何以他们最后形成的风格却能迥然有异?

 

  其中原因,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各自的性情差异。不同的性情,即便临同样的字帖,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而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与“集古字”方法本身也有一定关系。“集古字”的方法,有点像排列组合。范本越多,可组合出来的“样式”就越多。假设有A、B、C三位学书者并学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这三家行书,如果学书者A学习这三家的顺次是王、苏、颜,B是苏、颜、王,C是颜、苏、王,那么他们最后“脱化”出来的风格面貌必然不同。此外,由于每个学书者的兴趣,对各家学习时间长短之不同(有的学王时间长一些,有的学颜时间长一些,有的学苏时间长一些),以及对各家的侧重点不同(如学颜,有的侧重其结字宽博,有的侧重其篆籀笔意,有的侧重其笔势奇诡),也会对最后形成的风貌产生影响。

 

  纵观书法史,“集古字”的书法学习方法,具有普适性。大多数书家走的正是集古字加个人心性而形成个人风格这样的道路。这里只是列举了学王、颜、苏三家的不同次序,出现的不同结果。“集古字”法的核心是博取前贤,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越有“用武之地”。明代的祝允明,可以从钟王一直学到元代赵孟 。而宋代米芾则只能学宋及宋以前的书家,根本不可能学元人。在清代,碑学兴起后,又出现了一些走“碑帖结合”的书家,如何绍基、赵之谦等。如此,则“集古字”的道路更为广阔了。

 

  到了今天,可供我们选择的范本比清代,甚至比上一个世纪又多了许多。“集古字”的范围进一步拓展,书法风格的“可能样式”也更多,不过学书者最终能否“集古出新”,这要靠各自的“选择—融通—脱化”。

 

 

本文由“135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方建勋,浙江淳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南京艺术学院,获美学博士学位、历史学博士后、书法篆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书法家黄惇先生。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社员等。

 

 

编辑说明

原文刊载于《书画世界》2017年5月刊

图片来源于网络,桑莲居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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