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订阅号

收藏热线
0595-28252888
13489850000
 
 

刘 涛:北魏书法之变

发布日期:2019-08-11      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4月7日学林版      作者:刘涛       浏览次数:168
核心提示:书体之变,幽幽数百年。
提 要

公元4世纪初,中国南北分裂。晋室南迁,中原士家大族纷纷南渡,魏晋新书风的中心由洛阳转移到江南。4世纪后期,南方书风发展到“二王”阶段,盛行欹侧遒媚的今体,南朝承袭。5世纪后期的宋齐之际,铭石书也是新妍的今体楷书。在北方,多个政权割据混战,进入十六国时代。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北方进入北朝时代,当时北方书风不过是西晋书风的延续。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后,彻底实行“汉化改制”,北魏书法很快接轨南朝,改变了延续百余年的“南妍北质”的局面。

 

 

北 魏 书 法 之 变

 

刘涛

/ 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美术学院,

主要从事书法技法教学、书法史研究。 /

 

 

北魏书风:从古质到新妍

 

  学者书家关注北朝碑刻书法,名曰“北碑”,始于清朝。晚清康有为特别推崇北碑中的“魏碑”,所见多是北魏后期书迹,而且偏重审美层面。

 

  要了解北魏书风的演进,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观察: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494年迁都,谓为平城时期;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到公元534年北魏土崩瓦解,是为洛阳时期。对比两个时期的铭石书体,可以见出北魏书风之变;再合而观之,北魏书法演进的全貌才更明晰。

 

  北魏平城时期达97年,时间长度倍于洛阳时期的41年,但平城时期遗存的书迹远远少于洛阳时期。所见平城时期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之类的铭石书迹,约有40种,半数以上是隶书。

 

  那时的碑版、墓志,大多采用隶书(或草率隶书),一仍汉魏西晋铭石书旧制。碑版,如太武帝拓跋焘东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东巡碑》(437)、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灵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还有今日书家熟悉的《嵩高灵庙碑》(456),皆篆书题额,隶书碑文,双刀刻,笔画方,相对西晋隶书而言,已是变形走样。墓志,如《平国侯韩弩真妻墓志》(454)、《刘贤墓志》(452-465)、《司马金龙墓志》(484)乃碑形墓志,也是篆书题额,隶书志文。《龙思伯墓砖》(451)、《申洪之墓志》(472)是草率一路的隶书。

 

北魏《文成皇帝南巡碑》碑阳拓片与局部

 

左:北魏《平国侯韩弩真妻碑

右:北魏《申洪之墓铭

 

  平城时代的楷书,多见于造像记,以及少数墓志。当时的楷书还是正面结字,属于带有隶意的“平划宽结”式。

 

  刻于平城晚期的《晖福寺碑》(488)是较特别的一例,不仅采用楷书,而且结字见欹侧,无隶意,接近洛阳时期的楷书新体,但属于“斜划宽结”式。

 

北魏《晖福寺碑》拓片局部

 

  北魏迁都洛阳,进入王朝后期。当时碑版、墓志、造像记所见书体,皆是楷书当道。清朝碑学家所说的“魏碑”、“魏体”,主要指洛阳时期的铭石楷书,清人名曰“真楷”。

 

  洛阳时期的楷书体势,变平城时期的“平划宽结”、“斜划宽结”为“斜划紧结”,具体特征是:横向笔画左低右高,撇捺开张,点画俯仰向背,结构欹侧茂密,体态严整。这种楷体是北魏后期的正体,最初在洛阳地区的上流社会流行,我们不妨称之为“洛阳体”。

 

  洛阳时期“斜划紧结”的楷书,以《牛橛造像记》(495)年代为早,《元桢墓志》(496)最典型,《始平公造像记》(498)最著名,笔画皆方峻。当时,皇族王孙、元氏嫔妃、贵族官僚的墓志、碑刻以及造像记,普遍采用这种楷体,“写经体”也是此种楷书,而且流布北魏境内其他地区。

 

北魏《元桢墓志》拓片局部

 

  洛阳时期众多的楷书书迹,既有“斜划紧结”的共性,又姿态纷呈,可谓“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例如洛阳地区出土者,《元绪墓志》结字修长,有左倾之势;《元详墓志》(508)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怀墓志》(517)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博,疏秀静穆;《孟敬训墓志》(513)结字紧侧,呈纵势;《李超墓志》(525)峻美而饶有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其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强。

 

北魏《元绪墓志》拓片局部

北魏《元怀墓志》拓片局部

 

  山东、河北地区的“洛阳体”书迹,《郑文公碑》(511)笔圆体方,含蓄稳重;《张猛龙碑》(522)笔画方峻,结字左倾;《马鸣寺根法师碑》(523)峻宕不整;《高贞碑》(523)笔方字正;《刁遵墓志》(517)笔力内含,圆融柔和;《崔敬邕墓志》(517)笔画挺劲,结体斜耸而周正。

 

北魏《马鸣寺根法师碑》拓片局部

北魏《高贞碑》拓片局部

 

  北魏铭石的楷书出自各地书手,虽然他们都是崇尚“洛阳体”,但各人自有书写习惯,刻工手法也不一样,故而形貌各异。即使一人所书,字迹或大或小,体势或正或斜,刻工或精或粗,也会生出异态。

 

  近代康有为好用主观遐想追认北魏书作的美感,分别品等,而不辨当时正体与俗体的区别,不辨隶书和楷书的差异,不辨书作的先后关系。当下书家拾康氏牙慧,沉溺审美品评,也就难以了解北魏书法演进的真相。

 

  北魏书风的变化,大体有两端:一是铭石书的主角由隶书变为楷书,二是楷书体势由“平划宽结”的“古质”变为“斜划紧结”的“新妍”。

 

  这两个变化,北方落后于南方。

 

  早在5世纪中后期,南方的铭石书已是“斜划紧结”的楷书当家。至于以“二王”为代表的欹侧遒美的新体楷书,则出现更早,且在4世纪末的东晋后期已经风行江左。

 

北晋 王献之《廿九日帖》 硬黄纸

37×11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北魏书风之变,平城时期已有不自觉的渐变,例如《晖福寺碑》采用楷书,而且体态已显欹侧,就是渐变的痕迹。洛阳时期的书风与南朝接轨,出现幡然图新的骤变,那时的“魏体”楷书接近王献之《廿九日帖》中的楷式。

 

 

-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

 

  北魏书风之变,不论平城晚期存在的渐变,还是洛阳时期的骤变,都与北魏帝王贵胄的“汉化”相系。

 

  北魏是鲜卑拓跋珪在386年建立的王朝。398年拓跋珪自草原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之后,君临汉族农耕地区,为了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迫于形势,鲜卑统治者不得不吸纳北方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这些依附北魏的汉族士人则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实现儒家的人伦理想。

 

  《魏书·太祖纪》记载,拓跋珪称帝之初,在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无不模仿“邺、洛、长安之制”。“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采用“义类相从”的方法编定了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字典。并且“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平城初期实施的种种安邦措施和文治政策,表现出鲜卑统治者服膺汉族文明的态势。

 

  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代帝王,尤其推奖儒学。《魏书·太宗纪》记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魏书·燕凤传》记载,明元帝朝,“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的燕凤与“崔玄伯、封懿、梁越等人入讲经传,出议朝政”。明元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发动”,早逝。423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南下洛阳观看汉魏“石经”。

 

陆续出土的东汉《熹平石经》残石及拓片局部

 

  孝文帝元宏迁洛之前的493年,也到洛阳“观石经”,他的汉化程度很深。《魏书·高祖纪》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后诏册,皆帝之文也。”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谈到孝文帝读书的情状:“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常(尝)不以书典在怀,礼经为事,周旋之则,不辍于时。”

 

  孝文帝热衷汉族文化,其汉化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先辈,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做派,“遂使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这新风,就是汉化之风,就是南朝的文风。

 

  从《魏书》的大量记载可以看到,皇室和鲜卑贵族子弟的汉化程度,太和前后大不一样。太和以前,鲜卑贵族子弟崇尚健壮勇猛,以弓马骑射为能事。太和以来,特别是迁都洛阳之后,鲜卑人尚武之风大衰,王公贵族子弟转而崇尚儒业,大有文才之士。著名者,元澄之子元顺,十六岁“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家徒四壁”,“止有书数千卷而已”,著有“《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临淮王元昌之子元彧,“少与安丰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拓跋宗室宴集,也像汉族士人那样以赋诗为戏。

 

  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迁都洛阳之后发生了变化。孝文帝像南朝那样在东宫设立“侍书”,令善书的兖州人沈法会充任,辅导太子学习书法。这时,北魏学童识字、习字的字书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迁都以前,盛行的字书是汉晋相传的《急就篇》,北人“裁割缀连以为楷模”者,多是北方书家崔浩的写本。迁都之后,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王羲之《小学篇》是北魏后期出现的新字书,颜之推《颜氏家训》也提到这本字书。《小学篇》既然冠以“王羲之”的名字,估计和南朝的《千字文》一样,也是“王书”的面目。鲜卑贵族子弟采用“王羲之《小学篇》”作为蒙学课本,表明北方的书法教育方面也出现了看齐南朝的新风气。

 

  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从迫不得已的被动到积极自觉的主动,与部落贵族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趋势相伴,与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同步。孝文帝亲政后,认识到巩固皇权必须汉化,迁都洛阳就是提速汉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北魏进入中原腹地,也是南朝书风在北方由隐而彰的背景。

 

 

-北魏书家主体的转移-

 

  北魏前期任用的“文人”是晋室南迁后留居北方的汉族士人和儒生。那些拥有社会势力的北方士族,尤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影响最大。崔、卢是以儒业传家的文化高门、书法世家,故《魏书》说,“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魏初重崔、卢之书”。

 

  崔、卢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两大书门。溯其书法渊源,崔氏法西晋卫瓘,擅长古文、篆书;卢氏法曹魏钟繇,长于隶书、行书、楷书。崔、卢各有师法,“而俱习索靖之草”。平城时期,崔、卢二门所传的书法体势已有一些变化:本是卢氏专长的行押书,魏初时崔玄伯已“特尽精巧”;楷书体,崔浩也有此专长;草书,卢氏在北魏初年已不能兼善;至于篆书,则一直是崔氏的专长。卢氏的优势大概唯有隶书。

 

  清河崔氏出仕北魏比范阳卢氏早30余年,比较而言,崔氏书法的影响早于卢氏,也大于卢氏。

 

  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居高官,预机要,当时天子诏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笔下。我们还从《魏书》中看到不少世人争相宝重、楷模崔氏父子书法的明确记载。崔浩官至司徒,450年被杀,株连一些北方大族,但学崔浩书法的崔衡依然得到献文帝的重用,擢为内秘书中散,职司书写诏命。出于卢氏的著名书家,平城时期仅有卢渊。

 

  大体说来,孝文帝太和以前,北魏书家的主体是以崔、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

 

  我们还看到,自5世纪以来,就有一些东晋、刘宋宗室及名门士族避祸投北。5世纪60年代,北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占刘宋的三齐之地,将大量人口迁徙代京,这批“平齐民”中,崔光、崔亮、刘芳、蒋少游都是浸润南风的书法家,有的以佣书为业。他们将南朝书风带入北方之初,其书法恐怕仅限于自己的生活圈,或者稍稍流传于他们活动的区域,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无从取代北方书家的主导地位。

 

  孝文帝亲政后的太和年间,因为孝文帝倾慕江左文风,上流社会“咸慕新风”。当此之际,北方的南士就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方的南士获得重用,他们带来的南朝书风也就据有指导地位,于是“斜划紧结”的今体楷书成为铭石书的正体而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草隶”书法也风靡北方,这些南士成为北魏新书风的主导者。

 

 

-后 话-

 

  4世纪南北书风形成分野之后,北魏接轨南朝的新书风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一个高潮。

 

  北朝后期,北方裂为东西对峙的北齐、北周。那时,洛阳的汉魏石经搬运到北齐邺都(今河北磁县),成为北齐复兴古体书法的资源。北齐的铭石书复以隶书为时尚,南朝书风一度受阻。

 

  北周书法仍然沿袭北魏洛阳时期书风。梁朝书法名家王褒入关引起轰动,“贵遊等翕然并学褒书”,这是北方效慕南朝书法的第二个高潮。从梁朝书风和王褒的师承来看,王褒的书法与宋、齐时代的南风稍有不同,故北周兴起的南风与北魏洛阳时期时兴的江南书风当有某种差异。北周灭北齐之后,王褒所传的南朝书风又波及北齐故地。

 

  但是,自北魏洛阳时期兴起新书风以来,北方始终没有产生可与南朝著名书家比肩的人物。

 

  隋文帝取代北周8年后的589年,隋朝灭陈,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江南书法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皆北上仕隋,江南建康具有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随之消失,而全国统一之后的主流书风仍是南朝书法。

 

 

 

编辑说明

文章原载于《文汇学人》2017年4月7日学林版

图片来源于网络,桑莲居整理汇编

转载请注明出处

 

往期相关

《〈金石录后序 》 :见证李清照收藏之缘

刘涛:让书法“活着”

华人德:汉金文的传与承

 黄惇:东晋是楷书的成熟时代

 

联系我们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客服微信:134898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