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康宁：明代中晚期的雅贿之风与书画交易

明代中晚期的雅贿之风与书画交易

叶康宁｜原刊于《文史知识》2009年11期

　　名家书画，晴窗展玩，可以发思古幽情；披图坐对，可以见千载兴亡。它们的稀缺性使它们具有很强的炫耀性，因此，它们又常常成为交通官员、谋取私利的雅贿。明代中晚期这种雅贿尤为风行，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书画交易的繁荣。

　　以书画作为雅贿并非发轫于明代。早在唐代进献书画就是求官的捷径。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

　　“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贲。……时有潘淑善，以献书画，拜官。”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采取刑戮与监察相结合的办法，重典治吏，吏治相对清明。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正德以降，随着官吏铨选的变化，吏治日趋腐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

　　“洪武以来，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故也。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而人皆不自顾惜，抚按之权太重，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

　　万历《新会县志》也说：

　　“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宫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弟问怀金多寡为轻重。”

　　周顺昌则慨叹：

　　“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当时的官宦缙绅多有长物之好。（“长物”语出《世说新语·德行》：“（王）恭平生无长物”，意思是多余的东西。后来引申为并非生活必需品的闲适游戏之物。成书于1621年的《长物志》就是一本介绍闲适游戏之物的书籍，骨董书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是官宦缙绅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见陈继儒：《岩栖幽事》）。甚至连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监也附庸风雅，购买书画。《醉醒石》中有段描写，可谓绘声绘色：

　　“一日逢玄武市，他（王臣）向来带巾，这日要进内市，换了帽子，带几柄扇去卖。摆得下，早走过几个中贵来。内中一个淡黄面皮，小小声气，穿着领翠蓝半领直缀，月白贴里，匾绦乌靴。拿起一把扇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中贵瞧了，道：‘画得冷淡。这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撩下，又看一把，米颠山水，后边钟繇体。他道：‘糊糊涂涂。甚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王勤便也知他意儿，道：‘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样价钱。’那中贵道：‘只要中得咱意，不论钱。’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净递上。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是姜立纲大字。才看，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采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一齐都赞。王勤又递上一把宫式五色泥金花鸟，背后宋字《秋兴》八首。那中贵又道：‘细得好，字更端楷。’”

　　这个太监并不懂书画，倪云林和米芾风格的绘画，还有钟繇体的书法他都不喜欢，却对画得工细，色泽丰富的青绿山水和泥金花鸟赞不绝口。这种基本没有鉴赏能力的人都“不论钱”的购买书画，足见长物之好在有钱有闲阶层已蔚然成风。

　　然而明代官俸微薄，且经常被以折钞、折色俸等名目克扣。更多有长物之好的官吏获取值高价昂的书画，不可能花费自己的官俸，只可能用贪腐得来的灰色收入或依靠下级官史的直接馈赠。而且收受书画比直接收受财物要安全得多，书画价格的模糊性保证了它的安全性。再则，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惟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

　　又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也记载：

　　“郭忠恕《越王宫殿》，向为严分宜物，后籍没。朱节庵国公以折俸得之，流传至余处。”

　　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交通上官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嘉靖时，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势焰张天，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迎合严嵩父子，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忬不惜“悬厚价”购买宋代画家的《清明上河图》，最后，花了八百两银子才买到，“遽以献”，却是一张赝品，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身送东市。中书罗龙文为了向严嵩献媚，不惜花一千两银子的高价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自叙帖》。而浙江总督胡宗宪则以数百两银子的高价从仁和丁氏手中购得《越王宫殿图》、从钱塘洪氏手中购得《文会图》，进献严嵩。严世藩垂涎吴城汤氏收藏的李昭道《海天落照图》，立即有官吏为他收罗。“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奉承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家被籍没，共抄出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按沈德符的说法是：“贪残中又带雅趣。”

　　在有明一代，张居正不算贪官，他死后两年，万历皇帝抄了他的家，家产不到司礼太监冯保的二十分之一（徐树丕说“所蓄不及十万，率封公及子弟辈所敛。”明史说“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辽帅李成梁封伯时，为了感谢他，送他万两白银千两黄金，被他婉拒。徐树丕说他：“苞苴馈遗，多却而少受，不可谓黩货。”但对于书画这种价格模糊的雅贿，他似乎并不拒绝。王世贞和他有同年之谊，想做尚书，送了他许多礼物，其中就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据沈德符说：

　　“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欺欺之。”

　　王世贞在《觚不觚集》中的一段话也可与前文相印证，他说：

　　“分宜当国，而子世藩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最后始及法书名画，盖以免俗，且斗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总督抚按之势以胁之，至有破家殒命者，价亦骤长。分宜败，什九如天府。后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埒。后没而其最精者什二归江陵，江陵受他馈遗亦如之，然不能当分宜之半。”

　　品秩不高的官吏或太监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利，巧取豪夺，搜罗书画。据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载：

　　“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臣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钱并收云南沐都阃家物，次第得之，价迨七千余两，计所直四万余两。王家多内帑物，时南都缙绅多得观之，以为极盛。然皆尤物，不宜专于一处也。”

　　一个守备太监的书画收藏竟然如此宏富，更遑论辅国大臣和封疆大吏了。

　　此外，雅贿并非全为求官，比如托人办事，也有送书画作品的。据王弘撰《山志》记载：仇时古“为松江太守，与董宗伯思白、陈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杀人，法当死，求宗白居间。太守故不从，曲令重酬乃释之。自是往来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辄出素绫或纸属书，无不应者。所得宗伯书，不下数百幅。”董其昌托松江知府仇时古办事，事后过往甚密，求字无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还仇时古人情。假如董其昌自己不是书画名家，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去购买仇知府喜欢的书画送他，以投其所好。

　　雅贿之风不仅增大了书画需求，而且进一步抬高了书画价格。笔者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书画交易价格作过统计，发现屡屡刷新书画交易记录的往往是官吏。如前述都御史王忬用八百金购买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书罗文龙耗千金购买唐代书家怀素的《自叙帖》，这两件作品后来都作为雅贿送给了首辅严嵩。

　　王世贞的话可谓一语中的：“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可以说雅贿之风制造了消费动机，成为明代中晚期书画交易繁荣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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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康宁，1977年生，河南商城人。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艺术史研究室主任，《艺术学研究》 执行主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考古学博士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论艺委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