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云：书法有法：“请循其本”

书法有法

孙晓云

要算学习书法的年龄，至今已有44年，那种热爱似乎就长在我的身上：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家庭的熏染，还有自幼严格的书法训练：小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的功课，每天却要检查我的毛笔字。我看过她20岁时写在稿纸上的钢笔字，真是好。我父亲说，他当年就是为此看上了我母亲。

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每一本书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字、画满画。写黑板报、大字报、海报，都是我的差事。小学四年级，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女老师，姓刘，河南人，瘦长脸，板书写得呱呱叫，我非常崇拜她。“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被赶出军区大院，我外婆到学校去帮我办转学手续，刘老师长叹一口气，说舍不得。她现在也该八九十岁了，不知是否健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都关了起来，杳无音信，为了瞒着舅舅和一些亲戚，我模仿我母亲的笔迹给他们写信，我还模仿我外婆的口气给我舅舅写信，最后还颤颤巍巍煞有介事地写上“母示”二字。我舅舅说当时把我的信别在帐子里，天天看，居然也“骗”了他好几年。那时我大概十四五岁。

我外公是古文字学家、金石书画家朱复戡，是浙江鄞县人，与我外婆是同乡。我外婆的外公叫张美翊，号让三、骞叟，是薛福成的幕僚，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两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我前年居然用我的字换到了他的两本手稿，其中大多是论碑帖和起草的章程，第一篇就是给弘一法师的信。同时，还得到了张美翊儿子民国钱币学家张迥伯的《钱币学》手稿（他当年在上海开明华银行），娟秀的小楷，一丝不苟，里面还不时地横写着英文：去年，又觅得我外公32岁写的扇面，上面的字持重老到，金石味十足：因为落款是“秦戡”（我外公40岁前的用名），画贩不知是谁。

就像习武之家，后代们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来几嗓子；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我开始思考一些书法问题时，也曾想过：一个女流之辈，去承担男子的使命干吗？太重了，太累了。可是我忍不住。我每天要写字，每天要想，就像我现在每天要喝咖啡一样，有瘾。当然，此中自有快乐，因为我亲身体验过“发现”的含义。

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不影响我写书。这本《书法有法》写于1998年1月至8月。从严冬写到酷暑，那些日子过得很静谧：午饭后，烧一杯咖啡，在热气的缭绕下打开电脑，夹满纸条的书籍资料堆砌一桌，眼前只剩下一块荧光屏。应该说，书写得蛮流畅。写之前，我花了10分钟写了约20条提纲，成书后大致不出左右。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捣鼓了许多年，一直捣鼓到43岁才写出书来，说起来真是件惭愧的事。

（20世纪）80年代，满脑子想的都是书法问题，整天记日记，翻来倒去，总想写些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和恰当的口气。史论不是我的擅长，中学的历史课，大都听得打瞌睡，历代的年号记不得，人名老是忘，何人何时做过何事，搅也搅不清。30岁出头时，曾尝试写了些理论文章给一位朋友看，他第二天对我说：“你呀，只能写写日记。”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我太了解自己，我只是对可视、可触、可行的现状感兴趣，对一切与人的功能以及生理心理有关系的事物与细节感兴趣，对书法也是一样。我从小就想，将来最大的愿望，一是当医生，二是当侦探：我非常喜欢看的电视栏目Discovery，其中的推理探案就是根据最常被人忽视的具体的小细节，推演出根本的道理，根据人的自身来确立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做书法史论家，也做不好，我的所有研究都与实践有关：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换来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头脑，这才是我研究的最终目的。我已习惯将书中的句号改成问号，然后经过思索、实践，自己再画上句号：我坚信，古来所有的观念，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玄而又玄的，一定是由无数个实物构成，一定是非常朴素实在、具体可行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思路，也是信念吧。

我想重复一下书中已引用过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面对一地璀璨的珠宝，我一直在找一根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古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我要找的这根绳子。在这根绳子的串引下，我大致制作了这样一根项链：中国书法笔法的起源、终止、失传的原因，什么是“八分书”、“楷则”，什么是书法中的“势”，“五字执笔法”该如何诠释，古来若干譬喻（如“屋漏痕”、“折钗股”、“意在笔先”等）究竟何指，“笔法”图解细释，书写工具、姿势与书法发展的关系，“章草”与书法演变终止的关系，提出“美化”与“隶化”的概念，“完法”、“尚法”、“变法”、“无法”阶段的划分，“帖学”与“碑学”的实质，历史上主要书家书写风格破解，“书画同源”的本意，何谓“文人画”，书法和绘画的分界线等。因此，这本书不是教科书，而是“寻”古来书法之“本”的书。我既然最适合写日记，写了近四十年，驾轻就熟，决定采用第一人称，将我学书的经历与困惑如实地告诉读者，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式想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加入了我亲身的体验，力图增加可读性。2000年出版后，读者的反馈，表明我采取的方式还是有效的。

我很幸运。其一，我生长在书香之家，从小得到“童子功”训练，实践的时间比同龄人要长得多；其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发达的信息时代．过去看不到、找不到的所有的宫廷书画瑰宝、史论资料，以及地下文物都能亲眼目睹；其三，我身处艺术多元、宽松、自由的年代，碑帖并行，各择所需，我可以放心地说道论理；其四，我能在画院这样清闲宁静的专业环境中供职，还有那么多的长者、同道、朋友给予我莫大的褒奖与鼓励，并施以无私的帮助。

孙晓云2002年12月19日夜子南京 

1985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书法教授尉天池先生的提携下，从军队转踟测了南京书画院，从此开始了书法专业工作。

那几年，我似着了魔，走路、骑车、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想书法诸问题。一旦有了些眉目，除了心里一亮、极开心之外，就是想对人说。我的一个朋友，那时经不住我一桌好菜的诱惑，常被我拽牢当听众，我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样执著亢奋的日子，过了4年。我从9岁起写日记至今，已有一大箱。翻出那几年的日记，哪里是日记，整个是在日复一日写书法论文。想想那时的我，一定很可怕，一定会令许多人躲开。至今想起我的好朋友，能连续几年专心做听众，真还有些内疚，倒确实从心里感激的。

1989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老调常弹》的文章，登在河南一书法刊物上。前几天翻出来一看，有些正好是我眼下要说的：
“目前对书法‘传统’审美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从西方美学、哲学、心理学、几何学诸角度；二是以中国道家、佛教、禅宗、日本书道所特有的精神角度；三是以历代史论为背景归纳叙述的角度。”

“我想，是否可以多一二种角度呢？是否可以不要兜过大的圈子，不要现成地在书籍中排列、堆砌答案，不要简单地引证、迷信某一大家的论述，要靠自己的思维与实践去寻找一些有规律的东西。譬如解方程，求一个未知数，其中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已知数。往往人们的目标大都集中一未知数的冲锋，而淡忘了在已知数上做文章。”

“我们的努力应该取得这样的结果：一、完全能够解释古代书论与实践是吻合的。二、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也应有必然的联系。三、对将来书法的发展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
我当时可谓煞费苦心，绕着弯儿说，生怕说白了不为人解，或招来攻击。其实，古人有言：正本清源。说得正是。

《庄子》有如下之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乐？惠子日：“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日：“请循其本。子日‘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请循其本！ 

回头循去，中国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又是文字。因此，我们看书法发展史，就必须比看其他艺术多一个角度。

首先，我要强调，本文不涉及文字学。

众所周知，中西方文字起源，在彩陶时期十分接近，都是象形，都是用“毛笔”。后来发展就分道扬镳了。西方文字朝向符号拼音，改“毛笔”为硬笔；而中国文字却沿着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书”之路，再之，充分运用“毛笔”的功效，形成点画规范的“方块字”。

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扬”的“镳”，已无法确切地考证。但是，无论中西，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文字发明的意图和需要是一致的，即为了记事、交流。

文字发展的本质和企图是一致的，即为了表意的周全，易于辨识，书写的便利、快捷，再是美观。

文字终止发展的理由是一致的，即人的思想意识的表达、手的生理条件与书写工具的配合，达到最合理、最便利、最固定、最完善的限度。

我们用以上的“肯定”来想西方文字，顺理成章；再看中国文字，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似乎漏掉了一个可疑的环节。

在许慎著《说文解字》之前，汉字的创造已经结束，偏旁部首的构成已成定局，即在篆书之前的年代，汉字已构成。而书体却在继续演变，至魏晋南北朝楷书的正式形成，中国书法即文字的造型才终止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书法发展史明确记载，直到东汉楷书逐步形成时，才有书论。

问题出来了。

书体的演变，无疑是为了便捷。论规律，明摆着，画圆比画方要简便和快速。画个圆，三岁孩子生来会，画成方，就要教了。篆是圆折，楷书是方折，还规范了标准的点画。以“永字八法”为例，应该是更费事、更难，可古今论书皆言“便捷”，且振振有词。

我当年对此疑惑得几乎光火。

秦始皇统一文字，改大篆为小篆，历史并没有停止小篆向隶书演变。汉章帝时出现章草，并非章帝所创。宋代蔡、苏、米、黄书风的影响面，远远盖过宋徽宗的瘦金书。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皇帝能够用权力阻止书法的演变；同样，也没有一种意志能够让书法的演变终止。

从人性看，从规律性看，从合理性看，“便捷”导致终止，应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楷书画和“便捷”，“便捷”究竟指什么呢？ 

就先来说说楷书。

我们现在一提楷书，立即会想到唐代的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而古人对楷书的概念与现代人不一样的。楷书成熟的魏晋时代，不叫“楷书”，当时人叫“正书”，或叫“真书”。正书规范了点、横、竖、撇、捺、折、勾，后人以此为楷则，所以才称“楷书”，即可作楷模的书法。文字既然发展到能做楷模，是可以不变了。当然，没有一个时代像唐人这样，把正书的技法发挥得如此丰富多彩、淋漓尽致。

《葛祚碑》

《葛祚碑》拓片

以唐楷为楷、为宗，代代相传，世世勉修，学书儿童莫不日课苦练，文人书家莫不驾轻就熟。楷书，其实在距唐约五百年前就已完备。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葛祚碑》，是三国时期的名碑，12个大字，堂堂正正的楷书。

南京市博物馆藏东晋王羲之家族的《王闽之墓志》，楷书，稍稍有一点隶意。

《王闽之墓志》

1998年夏天，南京又发掘了东晋名臣高崧的墓，其中有两方砖质楷书墓志，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东晋之前就有楷书，证明了王羲之书体存在的真实性，当年与郭沫若为《兰亭集序》墨迹真伪论辨的高二适先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请注意，书法史上，在楷书出现之际，屡屡提到一种书体——“八分书”。

“始创八分书”最早者，数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奇怪的是，这种“八分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历代碑帖中从来找不到对应的图版，在历代书论中也含而糊之、云里雾里。

王次仲是何许人，与我不相干，我只关心“八分书’’是何许书体。

当年，我就是死死揪住这个“八分书”，把许多书都翻卷了角，一心要弄个究竟。我由此连串了许许多多问题，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儿，终于还是有个“究竟”了。

有关“八分书”，书史上有三种解释：

其一，是“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其二，像“八”字的造型那样“分”清笔势向背；其三，写的字有八分大小。

前者，就篆隶两种字体的取舍而论，说明“八分书”产生的缘由及字体形状，虽然含混了些；次者，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有“向背”、有分势的用笔方法；后者，显然是说字的大小尺寸。

三者好比盲人摸象，各说各的。我花时间让它们三头会面，畅所欲言，原来说的是同一样东西。

我首先不放过那个次者。它是最隐秘的，也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