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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令江:日常书写与楷书的生成及其演变——以汉末魏晋南北朝民间写本墨迹为例

发布日期:2020-06-22      来源:《荣宝斋》      作者:冉令江       浏览次数:1760
核心提示:日,有“每日”之意。常,有“恒久”之意。可以说,日常有每日坚持不变之意。书写,是为追求一种目的,或为“实用”或为“艺术”。

  文字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书写』是记录文字传播语言的最主要方式。文字产生之后,『书写』活动便逐渐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日常书写』这一文字使用的书写活动,并使文字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功能得以发挥。古代的『日常书写』活动遗留下来的大量墨迹资料。汉末魏晋南北朝是楷书生成并逐渐演变的时期。锺繇、羲献(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文人书家的作品和汉末魏晋南北朝简牍残纸、写经等民间墨迹,为我们立体地呈现了楷书在汉末魏晋南北朝生成、演变的全过程。特别是新发掘的简牍残纸、写经等民间墨迹,为我们探究日常书写下楷书的生成、演变提供了原始的墨迹材料。

 

一 关于日常书写

 

  日,有『每日』之意。常,有『恒久』之意。可以说,日常有每日坚持不变之意。书写,是为追求一种目的,或为『实用』或为『艺术』。纵览中国古代为我们流传下来的书迹文本,无论是诸子百家著述,还是太史公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无论是皇帝、宰辅、六部九卿拟写的官书文件,还是地方官吏写的奏折、诏告于民的文书;无论是『二王』的书札、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经典法帖,还是书于简牍、缣帛纸张的民间断简残纸,都显示出书写的『实用』目的和功能。古有记言:『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存载道德,纪纲万事。』『著明万事,记往知来。』『四海尺牍,千里相闻。』等等,都说明了书写的实用目的。

 

  关于书写,刘守安先生将其分为:实用书写、艺术书写和学书书写。实用书写,是为表示一定意义显示文字内容的书写,是文字原始价值的体现,是中国古代书写活动的基本形态。艺术书写,主要是为展示汉字形态美而进行的『艺术创作』性书写。学书书写,是为学习书写技能、提高书写水平而进行的,主要是临摹学习碑帖和别人书法的书写『练习』。

 

  日常书写,是指日常生活中为记录文字语言而进行的『实用书写』活动、行为,是书写活动、行为的基本形态。它只为发挥『文字』的本质属性——记录和传播语言的目的,并非为体现书写的艺术价值而进行艺术创作。它是一种随时生成,无意识,不可重复的书写活动。 《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三大行书,虽是经典的书法艺术作品,但她们都是作者无意识下完成的,不可重复的实用『文字书写』。

 

  以上可以看出,日常书写具体是指实用书写。在古代『书法』并没有完全脱离实用书写的范畴而成为一味追求汉字美的艺术形式。梳理中国书法史,我们可以发现留存和记载的书法作品,不论是甲骨文、金文、碑刻、简帛书、尺牍信札等无一不与日常实用书写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

 

二 汉末魏晋南北朝的日常书写环境

 

  书写在整个中国古代占有重要的地位,凡事都离不开书写活动,是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文字工作者日常必须从事的活动。文治政府的日常书写特点加之汉末魏晋南北朝写经、秘书与书法教习的兴起,为日常书写提供了更有利的书写环境。

 

(一)文治政府的日常书写

 

  自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文吏』来管理国家的『文治政府』。钱穆先生认为,汉武帝之后中国才由周代的『贵族政府』,汉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演变为『文治政府』;以后保持了这种『文治政府』的基本形态,这与西方古代的贵族、武士政治,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成鲜明区别。在中国古代,『文治政府』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有知识有修养的贤人(即士人) 组织与领导』政府。在这样的政治结构内,士人以较高的地位行使权力,而其基本方式就是书写政令、文书。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曾说:『汉所以能治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有『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之言,还论述了诏、策、誓、诰、令、制、命、敕以及章、表、议、奏、启、对、疏、记等各种官方实用文体的写作。

 

  在『文治政府』中,文书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量的文职官员需要靠书写各种文书辅佐皇帝,管理国家。文书的『书写』,自然也就成为了各级官吏和书工、书吏、书史、书令史、书佐、书手、书家主要的政治日常书写活动。

 

(二)写经的兴起

 

  经文、教义的抄录是宗教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中国产生和发展,佛教的传入和传播,促使了经典经文、教义抄写和铭刻活动的出现和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文人、僧侣参与写经的活动,而且官方也成立相应的职业写经机构,职业的写经生在这个时期也已经出现,写经活动成为他们日常的书写活动。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经书,主要为规整并易于辨识的楷书。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应用于日常写经,必然促使了楷书的发展和演变。

 

  道教被称为文字教。文字自然在道教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玄学、清谈之风的盛行,道教得以形成和发展。抄录道家经典,成为人们修行和传播道教的主要方式之一。王羲之便有以小楷抄写《道德经》《黄庭经》等道家经典的作品传世。此外,道教书家杨羲、许翙等也有楷书经卷存世。

 

  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在崇尚玄学,信奉道教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一度成为『国教』。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刻经、写经成了传播、弘扬佛法的重要手段,而以书写做佛事自然就变得非常普遍。佛教在北朝盛行中,大量的敦煌写经卷留下了无数的楷书遗迹。这些佛教经卷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墨迹资料,成为研究楷书生成、演变的重要资料。

 

(三)秘书与书法教习的兴起

 

  汉代已经开始重视书写教育,东汉灵帝时便设立了专门的书写教育机构——鸿都门学,进行日常的识字教育与书写教育。魏晋时期,由于士人艺术的觉醒,书法已经成为体现士人文化、人格素质和精神风貌的重要方式,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自然引起了士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士族秘书书法教习也随之兴起。当时秘书不仅掌管典章记籍和文书起草之职,还有教习书法的任务。《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记载:锺繇的外甥荀勖善书,『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繇)、胡(昭)为法。』卫恒的《四体书势》中也说到:『(梁鹄)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从中可以看出此时任秘书之职者多为善书之人,在教授典章、文书之时,不免有教习书法的任务。

 

  工整规范之美是官方文书抄校的基本要求,秘书教习必以规整的正书为主。王僧虔在《论书》中曾记载,『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章程书,即秘书所教习的书体,即汉魏之际的正书——楷书。所以,当时秘书和书法教习的兴起自然为楷书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 民间日常写本墨  迹与楷书的生成及其演变

 

  书体的衍生多源于民间书手省简、快捷书写下笔法的演变。迅疾的『草写』是书体演变的诱因,笔法的演变是书体演变的根本原因。楷书就是在隶书的『草写』过程中,通过对隶书笔法的解构从而引起结构体势的转变而形成的。二十世纪出土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简牍、残纸、写经卷等民间日常书写的手写体墨迹,相对为我们清晰的展示了楷书生成及其演变的这一过程。

 

(一)简牍、残纸墨迹中的楷书

 

图一 包山简“全”“ 夫”、清华简“王”字

图一 包山简“全”“ 夫”、清华简“王”字

 

  两汉魏晋时期文化艺术的发达,促进了汉字书法的繁荣,文人书法家、官方专职书法家与民间书手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汉字的进化实践与艺术创造实践。根据目前出土的清华简、包山简、郭店简等战国简牍中,我们可以发现已经出现了楷书露锋侧入笔法的端倪,且呈现左低右高的楷书横画体势。如包山简中的『全』『 夫』、清华简中的『王』等字的横画(图一)。而在大量汉末魏晋时期的简牍、残纸墨迹中,可以看到楷书笔法应用的普及。

 

                    

图二 元和四年简

 图五 还所掠记简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 熹平元年瓮题记

四 居延新简


图三 熹平元年瓮题记

           

  西汉居延汉简《竟宁元年简》(公元前三三)可视为早期楷书的先声。虽然还保持着隶书的点画形态,但已经呈现出早期楷书的面貌。具有这种特征最具典型性的作品有敦煌汉简中的《元和四年简》(八四)(图二),《永和二年简》(一三七),《永寿二年陶瓶》(一五六)和传世的《熹平元年(一七二)瓮题记》(图三)。《居延新简》EPT22.706(图四)无论点画还是结体,楷书的意味都比较重,撇画细劲,捺画粗重,左右两边轻重粗细反差很大,横画左低右高,已具有了楷书的结构特点。敦煌《还所掠记简》(图五),隶书的横势以近消亡,字形以长方为主,强化了纵向之势,楷书特征较《居延新简》EPT22.706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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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永寿二年陶瓶    图七 诣鄯善王检          

图八 南疆丘男子木简

 

  楼兰出土的《铠曹谨条残简》《将张佥简》,西晋《泰始五年简》,较东汉《永寿二年陶瓶》(图六)在点画的起止、转笔形态上进一步成熟,结体的聚散关系进一步合乎楷书法度。《诣鄯善王检》木牍(图七),日本西川宁博士指出:『横画、转折部分使用了三过折的笔法,还有「邑」部竖画应用了地道的悬针』。与其不同的《南疆丘男子木简》(图八)为楷书的另一种样式,竖画和撇画都是入笔重按,收笔锐出;横画露锋尖入,行笔渐按至收笔最重,然后提笔下收。《为可残纸》《南昌晋墓简》与其具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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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九

 朱然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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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悬泉置麻纸墨迹

 

  吴国的楷书墨迹《朱然名刺》(图九)基本已经脱去了隶书的遗意。横画的收笔已经出现了成熟楷书的顿笔,竖画有垂露之意,撇画出现了楷书的前重后轻的用笔,捺画有『三过折』的笔势(如朱、然字),并且出现了隶书所不存在的勾画,转折处明显地运用了提按用笔(提按的出现、提按的程度与使用方式,是楷书形成与转化的重要标志),已经非常接近后期成熟的楷书。刘涛先生将其称为:『迄今所见的吴国楷书的上乘之作。』一九九一年出土于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中的东汉《悬泉置麻纸墨迹》(图十)和《兰州伏龙坪汉墓残纸》残纸已经脱去隶书的笔意,重要是增添了点、折、钩等楷书的笔法。他们与传世锺繇的《荐季直表》在用笔和结体已经非常接近,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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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十月四日具耆

 图十二 悼痛当


 

  魏晋残纸文书中的楷书字迹,没有确切的纪年,大多是西晋人的书迹。从楷书的发展阶段而言,是新妍的『王书』流行之前的楷书,可以视为早期阶段的楷书。《十月四日具耆》(图十一)残纸笔法完备,更趋规整,已与晋代写经的楷书体貌一致。同为一纸的《急惟》《悼痛当》(图十二)《迷》三张残片,体势文雅端庄,用笔轻重缓急间表现出了真书点画的提按顿挫,转折处提按的强调和笔法已为纯熟的楷书,且整体气息颇似王献之的《洛神赋》(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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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 洛神赋 

图十四 吴书孙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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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出土的晋人楷书写本《三国志 · 吴书》残卷:《吴书 · 虞翻传》《吴书 · 孙权传》(图十四)等,已经出现了熟练的顿按和竖钩用笔,且横折之笔的肩部出现了强化顿挫的方折;且整体已接近与南朝时期的写经楷书面貌。

 

  这些简牍、残纸楷书墨迹,不仅显现出了由隶书的简化与草写向楷书转变的痕迹,而且也展现了楷书由早期的隶楷混合体向成熟的锺繇、羲献父子等文人书家楷书演化的过程。

 

(二)写经墨迹中的楷书演变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书法除简牍残纸墨迹之外,历年考古发现的写经书法也是蔚为大观的。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抄写经书便开始产生。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促使了专门的抄经者『经生』的出现和具有鲜明体势风格特点的『写经体』的形成。抄写的佛经,不仅要整齐美观,以便阅读,更重要的抄写佛经本身就是一种功德,出于礼佛的虔敬心态,抄写时势必恭敬,字迹工整。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使用性的书写在技巧形式上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基本规律,楷书便在这一实用性的抄写中形成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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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五 诸佛要集经 

图十六 三国志·步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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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发现最早的汉文写经是新疆吐峪沟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二九六)的《诸佛要集经》(图十五)。《诸佛要集经》为兼有隶书遗意的楷书作品。其楷书提按和转折的用笔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具备了楷书的特点;但在横画和捺画上还遗留有明显的隶书波磔的用笔;字体虽已打破了隶书的扁方结构,多见楷书之长方结构,但仍具有横展的隶书体势。此外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图十六)和《吴书•孙权传》同为楷隶书体。他们与《诸佛要集经》相比具有汉简牍书法潇洒的意态和自由开放用笔特点;字体结构在变横势为纵势的基础上,结体稍紧,略显峭峻之态。一字之中的捺画收笔强调较重,意显隶书的风格,但在很多地方又改变了隶书的结构形式,横画的起笔不藏锋,撇画率意送出不再作回护的收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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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七 摩诃般若波罗蜜船喻品

图十八 维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佛国品第一

 

 

  而晋时的《摩诃般若波罗密船喻品第十四》(图十七)《摩诃般若波罗密船喻品第十五》《摩诃般若波罗密经》残片,《维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佛国品第一》(图十八)等为『北凉体』写经书。此类写经卷,结体多横向取势,字体方扁,隶意较浓,横画削弱了『北凉体』起笔『下顿』的用笔,露锋轻入,中部呈波势,收笔上挑,具有飞扬、灵动的节律美,从而形成了粗犷豪放、洒脱自如的独特风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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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九 小楷维摩经卷

 

  后凉麟嘉五年(三九三)的《小楷维摩经卷》(图十九)。虽为楷书,但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如横画和捺画中都存在隶书波磔的用笔,转折的笔画还具有隶书的遗意,但提按的渗入使其中出现了即不同锺繇等文人书家的楷书也不同于铭石楷书的独特风貌。结构上在平方的基础上,受隶意笔法的影响呈现向右下倾斜的势态。在此卷中,横画的前轻后重的用笔已经普遍应用,并且奠定了后世『写经体』的用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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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 北朝佛经残片一 

图二十一 北朝佛经残片二

 

  具有浓厚隶书古拙之意的写经书。以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北朝佛经残纸中的编号20.1489_38_08残片(图二十),(20.1460_31_03)《道行般若经》残片,(20.1453_06_07)《妙法莲华经》残片等为例,此类墨迹笔画平直,结构方整,字体中蕴含有浓厚的隶书古意(如20.1489_38_08残片与《鲜于璜碑》极其相似),但隶书『燕尾』的出锋变为楷书的『顿笔』。此外,中原及南方诸多文人雅士迁于河西,繁荣了当地的文化,同时将方整庄重的、典雅的铭石书体带到了河西地区,从而被抄经者所用,在『写经体』的基础上表现出方整、典雅之态,我们从旅顺博物馆藏北朝佛经残片中可窥见此种书体之面貌,如编号20.1459_15_03残片(图二十一)(20.1505_583)《贤愚经》残片、(20.1453_36_06)《大般涅经》残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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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生经第一

 

  成熟严整楷书形态的南朝写经卷较为著名的有:《大般涅磐经》《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编号P.2196),《生经第一》(编号P.2965)(五七六),等等。其中《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楷书技法娴熟,书写稳健自如。卷末题记灵动自由,且有行书笔意,开『妍美』写经体之新风。《生经第一》(图二十二)横画起笔多以露锋尖细而入,行至最后顿笔收住;钩画轻盈挑出,笔画肥腴弯曲展露『外拓』之势,结字宽缓平和,始开颜体楷书之先河(如『者』『调』『身』等字与颜体基本没有差别)。南朝晚期的写经卷,楷书已经成熟。如南朝陈至德四年(五八六)的《摩河摩耶经》、陈太建八年(五七六)的《佛说生经》等,笔法和体势方面都为唐楷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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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 安弘嵩写经残卷

 

  《安弘嵩六朝写经卷》(图二十三)为具有隶、行笔法的楷书。横画多以具有典型写经体起笔轻入、收笔重按的特点,但部分横画具有了唐楷横画起收笔重,中断用笔轻的特点,主笔具有隶书横之势(如『一』『第』等横画,『次』『趣』等捺画,『何』的『亻』等);用笔流利劲畅,笔画连带率意、洒脱,气势流畅,行书笔意十足,可以看出书者已经熟练的掌握了行书的用笔;结字随势附形,变化多端;章法参差错落,轻重相间;墨韵沉着,可谓是难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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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 涅槃经第九

 

  大多数北朝的写经卷,书体介于隶与楷之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隶法逐渐消失。至北朝晚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不断交流,北方写经也逐步向南方书法学习。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写本为北周保定五年(五六五)的《十地义疏案》(P.2104)和《涅槃经第九》(图24)等。前者用笔圆润,结体方正,虽有的字仍留有北朝早期书法的痕迹,但在具备成熟楷书特点(成熟楷书的反捺得以普遍应用)的前提下,具有了南朝行书的意味。后者结构方整,弱存横势,用笔灵巧,捺笔收势时露锋芒,行意较浓,明显受到南朝楷书、行书的影响。

 

  从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经残片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民间流行的多为具有汉隶风格的楷体,但当时的『经生』却在相对落后的文化环境中,在各种因素(士人审美、士人书法的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演绎着楷书的形成和演变。

 

  由此可见,简牍、残纸、写经等民间书法所表现的清新与自然是:『古代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对于自然美的独特的发现,源于中华民族特殊审美心理的长期积淀。千百年来,雄踞书坛的文人书法一直或明或暗的从民间书法中吸取营养。』然而,这些看似好像没有太多技巧的墨迹中却表现出民间书家无意间所流露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综上所述,一种新书体的产生和演变过程都是在日常书写的过程中实现的。汉末魏晋南北朝,在书体演变史和中国书法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楷书在这个阶段,经过文人书法家和民间书手的共同努力得以生成,并不断地进行演变。通过对汉末魏晋南北朝日常书写下民间书迹的梳理考察,不仅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楷书生成、演变的过程,而且为我们展现了楷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风格特征。

 

 

转载自荣宝斋

文_冉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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