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泉州方言早在一千年的北宋初就已经和河南话不相通了。把泉州方言说是五代王审知入闽时带来的“河洛话”，不能令人信服。它应该是更早的晋、唐时人中原话的遗响。
——陈泗东
文／陈泗东
泉州方言是中原古音之遗响，论者无异言。但是，至少在五代或北宋初，泉州话和河南话已不能互通。试举例以证之：
泉州人刘昌言，举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32年）进士。《青箱杂记》说他“极有才思”，《泉州府志》卷五十四载：“太宗顾昌言曰，卿忠孝两全，东南一奇士也。”泉州今台魁巷古称“奇士”，即以昌言得名。（编者按：又说因该巷原有一座奇仕妈宫，别名奇仕巷。）
西街开元寺东边-台魁巷（奇仕巷）
刘的语音带有浓厚的泉州音。宋人著作《耆旧续闻》说：“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未几以谏议知密院。一日，上眷忽解，曰：刘某奏对皆南音，朕一字理会不得。”说明刘之所以不得宠，其原因是太宗皇帝听不懂他的泉州话。《泉州府志·刘昌言传》所述与此不同，说是“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服。或短其闽音，太宗曰：‘朕能晓之’。”姑不论皇帝听懂与否，然大家都短其说话带泉州音，这两条史料的说法则一样。由此可知当时泉州话和中原话已存在重大差别了。
当宋太宗时，宰相们曾经研究过中国要以什么地方的话作为标准音。据宋人著作《谈撰》载：“寇莱公（寇准）与丁晋公（丁谓），同在政事堂。一日，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莱公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方皆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寇准主张把河南洛阳话定为标准音，丁谓别有见解，认为到处有方言，只要统一读书音的“文读”就可以了。古代士人不一定理解普通话的意义，但等到一举成名后被派到外地当官，所用的语言也就是平时熟悉的本地读书音，这是中国历史上在没有由中央规定标准音以推广普通话之前，赖以通用的“官话”——方言读书音。丁谓是苏州人，操吴语，未入相前曾到过泉州，写有“我今到此扰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咏刺桐》）。故此知道他对泉州话是不生疏的。
南宋泉州人林外，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同朝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林外伪作神仙在杭州做诗填词的一段故事：“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传为吕翁作。高宗识之曰，此必闽人，不然何以锁字协老字。已而知其果外也。”按锁字属哿韵，老字属皓韵，诗词曲韵两不互通，《词林正韵》此二字分列两部，不相关，但泉州音至今仍然可通。宋高宗就抓住林外的这个闽音互通的岔子，判断是闽人所作。由此知南宋时闽音（以林外而言是泉州音）与中原之差别更大，连皇帝都能在协韵的作品上判断出闽音来了。
到了明朝，闽音和京音之差更大，甚至成为闽人不能当宰相的主因。《明史》卷二一七《李廷机传》载：“闽人入阁自杨荣（建瓯人）、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廷机（泉州人）始与叶向高（福清人）并命。后周如磐、张瑞图（泉州人）、林钎（泉州人）、蒋德景（泉州人）、黄景昉（泉州人）复相继云。”历二百年因为话不好懂而使闽人不能入相，语言之隔阂可知。二百年后自李廷机开始，忽然有大量泉州人入阁拜相，我想其时泉州士人可能努力学习京音，才能冲破这一语言障碍。李廷机年青时就在北京多年，并考取顺天解元，他的京腔估计说得不错。
泉州鲤城区南门万寿路-李贽故居（陈敬聪摄）
还有一个泉州人李贽，自称温陵居士，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下半生全在外地度过。他到处讲学，听众很多。泉州人在外省讲学，当然不能说方言，估计李的“普通话”应该讲得不错。然而，这个学者却仍然流露出他的泉州音尾巴。他所著《续焚书》中，有一段解释他自己别号的话。他别号为“卓吾”，有时却写成“笃吾”。外省人分不清是一个名或两个名。他说“卓、笃，吾乡音一也。”这两字泉州人至今仍然读同音，而普通话却是明显的不同。
我认为，泉州方言早在一千年的北宋初就已经和河南话不相通了。把泉州方言说是五代王审知入闽时带来的“河洛话”，不能令人信服。它应该是更早的晋、唐时人中原话的遗响。
文章选自陈泗东《幸园笔耕录》，银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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