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赵珩谈襄平赵家

　　尽管赵珩先生一再自谦赵家“算不得望族”，“比较寒素”，但稍具近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赵家在近现代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他的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亲曾祖赵尔丰与清朝倾覆、民国肇始有着直接关系，曾伯祖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父亲赵守俨则以中华书局副总编的身份主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到得赵珩，“名士”、“玩家”的名头，更是自京城传遍全国。赵珩先生讲的赵家故事， 始于太高祖，而在祖父生平上尤其下了浓厚的笔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老派人物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取舍去就、继往开来。

　　赵珩：我们赵家一直算不得是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的太高祖叫达纶，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做过知府。不久前，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达纶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了。高祖叫文颖，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他们都没冠“赵”字，因为我们是汉军旗人。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五天，阳谷被太平军围困，他是守城殉难的。殉难以后，家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困苦。我的高祖母很了不起，她出身陕北延川李氏，也是当地的名门，诗文都好。虽然家里很穷，连纸都买不起，但她还是自己抚养和教育了四个儿子，最后做到“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因此在泰安有一个地方，为纪念我的高祖母，叫“奇母地”。从太高祖到高祖、曾祖，再到祖父和我父亲，这么五世，包括他们的著述和墨迹我都有。我家不像周家，周家是名门望族，我家不能说“望”，到了我曾祖这一代才算阀阅之家。赵家不能跟浙江嘉兴钱氏、安徽东至周氏比。

　　我曾祖一辈是兄弟四个。现在许多书上、网上老把籍贯搞错，我们家籍贯应该算是山东泰安。郡望应该是襄平，就是今天辽宁的辽阳，这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家应该算是北宋的宗室，是随徽钦二宗被俘虏到东北的。但这些都无从考证了，入关前的家谱都没有了，我手头现存的家谱是从顺治三年开始的，所以就落籍为山东泰安。我高祖《清史稿》有传，因为他是殉节的。我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我的亲曾祖赵尔丰不是进士出身，那三位都是进士。赵尔震和赵尔巽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巽做到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比他们晚若干年则是我的叔祖赵尔萃，他是光绪己丑科进士，称傲徕山房主人，做到四品官就辞官回到泰安故里。

　　我的亲曾祖赵尔丰是大排行老四，亲兄弟排行老三。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道员。先做山西永济、静乐县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的道台，拿到现在，算是厅局级干部吧。因为他很干练，后来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后来又做了驻藏大臣，最后是署理四川总督，也成了封疆大吏。从前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现在是褒多于贬，这里面主要牵涉到民族问题。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他在西藏的时候，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有很大的功绩。还有就是推行铁腕政策，镇压土司叛乱，改土归流，不让外国人染指西藏。所以你现在去网上搜一搜“赵尔丰”，就能看到有许多条“为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平反”。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事情，他本来是不愿去做的，也是在危难的时候受命。当时四川情况也非常复杂，闹事的主要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股民，闹的就是一个铁路收回国有的问题。事情越闹越大，他下令开枪，实际死了十几二十个人，没有传言的那么多。他最后在四川被尹昌衡所杀，是在成都殉难的。《清史稿》有传，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殉难诸臣图录》。

　　赵珩：祖父的事情，我父亲跟我谈了很多，直到去世前，在病床上还在说，父亲认为我的祖父是非常了不起的通才。我祖父是赵尔丰最小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没活几岁就夭折了。他大排行里行九，亲兄弟里行三。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也经常提到赵九先生，他的名字叫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小鸥波馆主人，后来以字行。他是清末京师贵胄学堂毕业，四川出事以后，他从成都化装跑出来，曾经一度在江苏巡抚程德全那儿做过幕僚。我现在手里还保留了一些他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给各省的电文，都是草稿，最后程德全签了字才由电报人员打出去。这个时间非常短。

　　后来，因为赵尔巽和张作霖的关系——张作霖是赵尔巽收服并重用的，因此我祖父做了一任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的局长。这当然是个肥缺，但他1929年年中就辞官不干了。因为他对张学良是有看法的。我1993年在台湾单独去拜访了张学良（我是跟着出版代表团去的，这是大陆最早去台湾的代表团之一）。头一天晚上我给张学良打电话，他秘书也姓张，这个张秘书搞不清情况，接着张学良就自己拿起电话问我：“你哪个赵家？”我说了我祖父的名字。他说：“那我知道，是北平东总布胡同赵家，我去过，是九爷家。”那时张学良住在台北天母，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他了。我去的时间非常仓促。约的十点钟见面，我很准时，他老先生到十点半才起床，我十一点一刻还和陈立夫约了在孔子学会见面，中间时间非常短，就谈了二十多分钟。为什么祖父对张学良有看法呢？主要是杨宇霆、常荫槐的问题。张学良后来对他们的评价也有些转变。当时杨、常两位是比较跋扈的，反对东北易帜，还在张学良面前摆老资格。张学良对他们很不满。其实这两个人在东北系里是最有能力的，脑筋也是最清楚的。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且是秀才出身。常荫槐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事情，整个东北铁路是他负责的，为铁路的建设、铁路技术人员的培训，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在当时的东北搞土改，把地主的一部分田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他们俩是日本人最头疼的人，日本人染指东北，这两个人是非常大的障碍。张学良杀了这两个人，正好给了日本人机会。张学良后来做了一幅对子，挥泪斩马谡似的，把他们比喻成什么什么，但用我祖父的话说，如果杨、常不死，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祖父和杨宇霆没啥特殊的关系，但是跟常荫槐关系比较好，所以对张学良就有了一些看法，虽然我们两家是儿女亲家——我祖父的堂弟娶的是张学良的妹妹。这是姻亲关系，后来他们都去了美国。旧时的姻亲关系很复杂，我这位叔祖父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姑姑，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哥哥白先忠。张学良当时就用东北土话跟我说：“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事儿都不是一码子事儿。”意思是说，你们家是官宦人家，我们家是绿林出身。他又说：“你们家和白家也不是一回事儿。”你看，中国历史上恰恰很多“不是一码子事儿”的家族有姻亲关系。

　　赵珩：我祖父1929年年中就举家迁回了北京。所以，现在百度百科上写我父亲原籍是齐齐哈尔，也是错的。我的父亲1926年1月在祖父的任上生在齐齐哈尔，那时候黑龙江省会还不是哈尔滨，而是齐齐哈尔，父亲在齐齐哈尔一共没待过几天，只是他的出生地。回京后祖父就暂时住在赵尔巽的家里。赵尔巽是1927年去世的。去世后在家里设了灵堂，张作霖从大元帅府披麻戴孝赶过来吊孝。因为赵尔巽是张作霖的恩人，张作霖跪下便磕头，大概是太激动了，起来后，两个鼻孔都在流血。当时我的两位祖母都以侄媳的身份在北兵马司守灵，这件事，我的两位祖母经常提起。不久张作霖回东北，在皇姑屯就被炸死了。赵尔巽死后，我祖父就买了北京的房子，东总布胡同61号，也是被我父亲称之为“幻园”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现在扬之水住着，扬之水的公公李运昌是老革命，“文革”中也受到冲击，那个院子也被挤占了，现在花园的面积要比我家住的时候小了。我们从1929年住到1950年，后来就卖掉了。而他们家从1950年住到现在，资格比我们老。那个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花园洋房。

　　我祖父这个人头脑是很新的。事实上，赵家几代人，从赵尔巽、赵尔丰开始，头脑都非常新。赵尔巽曾和张之洞等一起上奏折，倡议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赵尔丰在西康，开发西康的时候就架设电线和创办电报局，兴办学校。他是崇尚科技、崇尚新学、崇尚西方现代文明的。到我祖父这儿也是这样，他给我父亲找太太的时候，坚决不同意找旗人家的女子，哪怕是大家闺秀也不行，他觉得旗人是没落的、走向衰败的。我的外祖父王毓霖先生是新兴的实业家、银行家。我父亲虽然家学渊源，从小就在家塾里学习经史诗词，但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祖父就把他给送到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去念书，就是王世襄读过的那个学校，当然，王世襄比我父亲大好十几岁，高好几级。所以我父亲能从小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学校他一直上到1941年，赶上太平洋战争，美日关系恶化，学校被日本人封了。祖父是愿意父亲将来学点经世致用之学的，虽然他的爱好很传统，是旧时士大夫文人的诗词歌赋，虽然他内心还是接受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太太这种观念，但他毕竟算是思想比较新的人。

　　赵珩：那时候他常交游的，都是文人圈子里的人，比如说陈叔通的哥哥陈仲恕，石雪居士徐宗浩等，还有不少文人圈子里的人。他的大部分印章都是王福厂、童大年这些篆刻名家制的，陈仲恕也给他治印。我们家四代的印都在我手里，都是当时大家所制，我一直想做一本印谱，把我们这四代人的一百余方印章汇集起来。我祖父对当时的世态很灰心，也不愿意出来做事。敌伪时期在北京住得不开心，就到天津住一段时间。他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又具有新式的思想。我的曾伯祖赵尔巽则是从来以遗老自居，他领修《清史稿》时就说：“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但我祖父不一样，很洋派。他买过汽车，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用过电冰箱——后来我父亲吃冰的东西老拉肚子，就卖掉了。他不住中国四合院，住花园洋房，家里用的也都是洋玩意儿。我书房里这把皮椅子，就是当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大约九十年了。

　　似乎您祖父终其一生都不太得志。

　　赵珩：现在提到我祖父的很少，只是谈到故宫藏品的时候会偶尔提一下。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没赶上他能有作为的时代。只活了六十六岁，1950年冬天突发脑溢血，一个多小时就没有了。

　　他到北京以后，就移情于戏曲、收藏，做了寓公。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写的剧本，蝇头小楷，两大摞。他还搜集、整理了很多昆曲传奇。昆曲传奇到了清中叶就无法演出了，因为演出时间很长，就拿《牡丹亭》来说，演完得两三天。他当时就把昆曲传奇缩编成京剧皮黄——他是懂音律的，给皮黄加上工尺谱。他收藏的书画碑帖很多，许多东西是收自晚清盛伯熙和景朴荪的，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当时琉璃厂许多人都曾出入我家，如后来的文物专家程长新、马宝山、耿宝昌、徐震伯等。实际上，我家主要的东西不是损失于“文革”，而是损失于抗战期间。他不肯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情，断了经济来源，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就大量地变卖家里的文物古玩，现在我手头还有好多珂罗版的照片，就是东西卖掉之前拍下来的，现在有些东西在故宫博物院里，都有他的鉴赏收藏印。前不久北京市档案馆还把我家1947年的户口簿子给我复印了，从上面可以看到，当时我家里，户主是一个人——我祖父，他的三个太太，还有我父亲母亲，当时还没有我，仆人有五个，可能还有不在册的、户口不在那儿的。那么大一家子，当时他给家里规定，一天只能花一块大洋，当然这一块大洋还是比较值钱的，但日子仍然很艰难的，那时候文物又不值钱，卖掉了很多，沈周的、文徵明的、四王的、画中九友的，他喜欢的都是文人画，扬州八怪的和近代作品一概不要。他收藏也走了些歧路，他比较迷恋清雅而文人气的东西，比如说，他爱收查士标、董其昌、沈周，古玩行就给他拼命地找，投其所好。他又非常自信，非常刚愎，什么东西他觉得真，就要，这里面难免有赝品。要知道，沈周活着的时候，画就有很多人作伪，沈周也不在乎。所以他那时候也受过些骗，上过些当，但总的来说，还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大收藏家。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他不出来给日本人做事情，一方面固然是他有气节，另一方面，他在家待久了，也比较疏懒，干不了什么。

　　他非常有才华。围棋下得也非常好，可以达到六段水平。而从我父亲到我，围棋都不会。他能粉墨登场，唱昆曲、京剧。张君秋是他的义子，曾一度就住在家里。他为张君秋编的《凤双栖》是从李渔的传奇改编的。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欧字的间架，赵字的风韵。多年来临写兰亭。启功先生看过他写的很多字，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是“通篇无一字败笔”，非常漂亮。除了绘画不行，其他都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他通戏曲，识音律，擅法书，懂收藏，而且风流倜傥，人长得也很漂亮。他娶过好几个太太，包括我祖母在内都是侧室，我父亲就是庶出的。但是他没有嫡子，嫡出的就一个女儿，是原配所出。他的原配夫人，后来几位夫人谁都没有见过。她是苏州名门顾氏。我的另外几位祖母出身都比较低微，都是侧室，始终没有扶正。只有我的祖母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因自己是庶出而有任何的自卑。

　　赵珩：老大赵尔震做过工部主事的，三品，无出。老二赵尔巽到六十二岁才得了个儿子。只有赵尔丰有三个儿子。我祖父最小。前面两个，一个大排行四，一个大排行七。赵七爷跟梅兰芳关系非常好，许姬传多次和我提起他。七爷也是位才子，可惜英年就去世了，也无出。四爷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位四爷虽也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近在咫尺，但是与我的祖父兴趣爱好大相径庭，他喜欢在家鼓捣些《九章算术》《勾股定理》之类，完全是理工科的头脑。因此他的孙子大概也有些这方面的遗传，是学物理的。1949年以后，三十五岁就评上了北师大的副教授，很了不起的。因为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结果“文革”自杀了。我们都是坚字辈，珩应该是字，我名字应该是履坚。北师大的那个叫亮坚，还有一位叫誉坚，一直生活在上海，也去世了。

赵珩

　　赵珩：虽然我父亲比启功先生小十来岁，但启先生一直管他叫学长兄，他们同时授业于戴绥之（字姜福）先生。戴先生的古文非常好，也是我曾祖的旧僚属。那个时候启先生家境不是很好，就在别人家就读，老师都是戴先生，算是同出一个师门。他对我父亲非常好，我父亲对启先生也非常好。1971年，当时恢复整理二十四史，原来没有《清史稿》。第二度整理二十四史才加上《清史稿》。我父亲点名要两个人，一个北师大的启功先生，一个是民族学院的王钟翰先生，于是把他们两个人给解放了。所以启先生非常感激他。我父亲住院了，启先生身体那时也不好，还常来看他，而且给病房的医生护士几乎每人写了一幅字，意思是让她们好好照顾我父亲。启先生也是非常重情义的人。

　　我祖父和我都爱看戏，但我父亲不太喜欢。这是时代使然。他很忙，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也没完没了，他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父亲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都没事，包括“文革”都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他历史清白，解放前没干过任何事，解放后才参加工作，人缘好口碑又好，所以说运气算是非常好的了。

　　我父亲和我祖父毕竟年龄差距太大，有四十多岁，所以我祖父在我父亲面前比较严肃，年龄、时代摆在那儿。但父亲和我沟通就亲切随意多了。我们家父子、母子像朋友一样。

　　我母亲王蓁也是辅仁毕业的，她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在家里搞些英文翻译。她也喜欢收藏。我书房里挂的这幅纪晓岚的真迹，是我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翻译的稿费买的，也就五块钱。到我父亲这一代更有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他们都没讲过这个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得以体现。到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没有旧学底子。只有周一良周先生和父亲情况差不多，我父亲比周先生小，他们有旧学底子，都是在家学习经史的缘故。此外还有杨宪益。杨宪益又到英国去留学，他的旧学底子也很好。有些比他们年长的人虽有旧学基础，但是西学一点不通。我父亲不搞外文，但是他的口语比我母亲搞外文的还好。我母亲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容闳的第一本书《西学东渐记》是她译的，还有商务出版的《女权辩护》等。我两个祖母文化都不是很高，她们对我母亲的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我的老祖母，她是农村出身，文化也不高，但是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中肯。我母亲的英文名叫Jennis，她不会很好发这个音，一直叫我母亲“解乃司”，有点山东口音。她用带点北京腔的儿化音说“解乃司”是半新旧儿的脑子，意思是说我母亲既有传统的道德，守妇道，知礼教，又有新思想和新文化，可以说又传统又现代。我亲祖母人特别好，但脑筋不是特别清楚，讲话也不是特别多。我老祖母对我影响很大，她有些话虽然通俗，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对年轻人在众人面前表现比较亲昵的行止，她总说不可以，她有一句话来概括她的观点：“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她不会说梁鸿孟光的故事，但这个道理她可以说得很鲜活。她是山东诸城人，和康生是同乡同里，小时候也一起玩耍过。她小时候认识康生。那个时候康生家是大地主，她管康生叫张三少爷。当然，她出身比较低微，就是下中农吧。她文化也就初小程度，而且是缠足，但是跟着我祖父受熏陶，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唱昆曲和京剧小生。后来能看《红楼梦》，看报纸，也能看佛经，像《六祖坛经》什么的，都能看下来。我的亲祖母文化比她高，上过初中。人很厚道，但有点糊涂。这个老祖母则精明得不得了。她们这种关系肯定要斗斗嘴。我祖母常说“儿子是我生的”，老祖母就反唇相讥：“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

　　赵珩：我的叔祖父是赵尔巽唯一一个儿子，是他六十二岁生的，小名天赐，名字叫赵世辉，字蔗初。他夫人是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张怀童。夫妻俩非常恨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家迁到美国去了。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就是联合国高级雇员，所以联合国一直挂着他相片，他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一直到九十五岁去世，都在联合国工作。当时他们带出去很多钱，但是他们对子女管教很严，一点不骄奢。我的堂姑姑是学心理学的，我的堂伯父叔父都是学医学和科技的，老大是男的，学妇科的，是美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已经去世了。他们到美国那么有钱，可是我的几个堂叔伯必须要下学后到街上去卖报纸，大雪天里手都冻裂了，还要勤工俭学。不像现在咱们的富二代、官二代，许多是纨绔子弟。我祖父也很痛恨纨绔子弟的。我家里的家规，男人不许打牌，女人可以，但仅限于逢年过节。男人连扑克牌都不会，因此父亲和我至今都不会打麻将。但他们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只重形式的家风，也是接受新思想的。

　　赵珩：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是希望我学理工科的，或者去学医。后来我真学医了，但是实在不喜欢，想要调到出版社工作。我父亲开始还不太愿意，他说，“医院待着不挺好吗？”其实我不喜欢当大夫，最后还是做文史。他只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几篇《古文观止》，我《古文观止》现在基本都能背，这完全不是我父亲要求的，是我自己喜欢而已。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他不希望我再去搞文史，而是希望我学点儿经世致用之学。我祖父对我父亲也是这么要求的。父亲在辅仁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毕业论文叫《中国倾销问题之检讨》。后来我问他：“您懂经济吗？”他说：“我不懂。”莫名其妙地就毕业了。他是一点都不懂经济的。我太太吴丽娱家是真正学理工的，她的父亲，我的岳父吴京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最杰出校友”之一，也是中国煤炭方面的著名老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可是她自从嫁到我们家就搞文史了，她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礼制史，著有《唐礼摭遗》等，最近在中华出了一本新书叫《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她逻辑比我强，也比我勤奋，一天能一口气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我和她不一样，比较偏向形象思维，记忆力强。

　　和您的祖父、父亲一样，您本人也是交游广泛、涉猎广博的。

　　赵珩：广西师大约我写一本书叫《逝者如斯》，主要就是我和三四十位学人的关系。很多人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与我上一辈很多人有着忘年之交。我和朱家溍先生的关系非常好，跟王世襄先生的关系很多人也知道。我还记得陈梦家先生跟我说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因为我妈生我之前，晚上梦见猪了，我总不能叫梦豕吧，所以就在豕上加了个宝盖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考古学家傅振伦，化学家袁翰青，宋云彬、翁独健等等。许宝骙、俞平伯是我们家亲戚。许宝骙是我姨公，是我妈的亲姨父。我的外婆是嘉兴钱氏。许宝骙的姐姐许宝驯就是俞平伯夫人。许宝骙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文革”中，春节也做很多谜语。“小生幽会，打一国名”，我马上就猜出来了——约旦。还有些特别恶心的谜语。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东西。于是就出了个“汉代女尸，打一菜名”，我也马上就猜出来了——古老肉。当然，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写法，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咕噜肉”。还有“红叶未经霜，打一国名”——不丹。黄苗子、丁聪、邓云乡，他们都来过我这儿。苗子先生九十岁了，来还给我带一个西瓜，能拎着从一楼爬到四楼。跟他们特别有的聊。

　　我觉得真正奢侈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和前人、古人对话。我的室名不是叫“彀外书屋”吗？我不在彀中而在彀外。像“文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热衷过“运动”。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形态，早晚会终结。所以串联的时候，我从学校弄了张串联证明，一个人游山玩水去了。拿了这张证明，我第一站先去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小时候就知道这句话，想去见识一下。在泰山上可惜老下雨，第三天我都没信心了，突然下午大放光明，于是大饱眼福，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绝不是妄言，心情豁然开朗。从那儿又到苏杭，为了看看京杭大运河，于是和鸡鸭鹅一起坐船从苏州去杭州。反正就是玩了一圈。我这一辈子是玩过来的，我也喜欢戏曲。我从小集邮，我的动物邮票算得上中国数一数二的。从1853年加拿大第一枚动物邮票到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的动物邮票，我都有。有些书画我也都保存下来，这些现在玩不起了。我哪样都不精，样样稀松，但涉猎的面特别广，所以哪件事都“插一腿”。我太太就太专了。最近《光明日报》采访我，谈新出版的《王世襄集》，我不太赞成把王世襄先生叫做玩家。其实他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旧学人都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他玩的是比较冷僻的东西。今天他的价值之所以体现，不是说王世襄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今天社会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我们对他的东西有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最应该具备的，是各方面的兼收并蓄，是广博，这是学问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必须做到通达，不是死读书。通达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不太一根筋，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做不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修齐治平，起码做到修身。这个方面做到通达，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里，我们老讲孔孟之道是一个“仁”字，其实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最重要的应该是恕道，这个恕是很重要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达必须具备恕道。什么事情都不采取过于激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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