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珩先生一再自谦赵家“算不得望族”,“比较寒素”,但稍具近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会承认,赵家在近现代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他的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亲曾祖赵尔丰与清朝倾覆、民国肇始有着直接关系,曾伯祖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父亲赵守俨则以中华书局副总编的身份主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到得赵珩,“名士”、“玩家”的名头,更是自京城传遍全国。赵珩先生讲的赵家故事, 始于太高祖,而在祖父生平上尤其下了浓厚的笔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老派人物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取舍去就、继往开来。
赵珩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摄于194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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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珩谈襄平赵家 |
01
您的曾祖父赵尔丰、曾伯祖赵尔巽都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已经被包括您在内的好多人反复谈过了。他们这一辈还有没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迹?再往前追溯呢?
赵珩:我们赵家一直算不得是望族,而是比较寒素的。我的太高祖叫达纶,是道光癸未科进士,做过知府。不久前,有位年轻的朋友居然买到我太高祖达纶的《枣花轩诗稿》相赠。虽然诗稿的文采并不算高,但毕竟是太高祖的故物了。高祖叫文颖,是道光乙巳恩科进士。他们都没冠“赵”字,因为我们是汉军旗人。高祖文颖以同知衔任山东阳谷县知县,到任五天,阳谷被太平军围困,他是守城殉难的。殉难以后,家里一下子变得非常困苦。我的高祖母很了不起,她出身陕北延川李氏,也是当地的名门,诗文都好。虽然家里很穷,连纸都买不起,但她还是自己抚养和教育了四个儿子,最后做到“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因此在泰安有一个地方,为纪念我的高祖母,叫“奇母地”。从太高祖到高祖、曾祖,再到祖父和我父亲,这么五世,包括他们的著述和墨迹我都有。我家不像周家,周家是名门望族,我家不能说“望”,到了我曾祖这一代才算阀阅之家。赵家不能跟浙江嘉兴钱氏、安徽东至周氏比。
我曾祖一辈是兄弟四个。现在许多书上、网上老把籍贯搞错,我们家籍贯应该算是山东泰安。郡望应该是襄平,就是今天辽宁的辽阳,这是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家应该算是北宋的宗室,是随徽钦二宗被俘虏到东北的。但这些都无从考证了,入关前的家谱都没有了,我手头现存的家谱是从顺治三年开始的,所以就落籍为山东泰安。我高祖《清史稿》有传,因为他是殉节的。我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除了我的亲曾祖赵尔丰不是进士出身,那三位都是进士。赵尔震和赵尔巽是同治甲戌科同榜进士,后来赵尔巽做到东三省总督、奉天将军。比他们晚若干年则是我的叔祖赵尔萃,他是光绪己丑科进士,称傲徕山房主人,做到四品官就辞官回到泰安故里。
我的亲曾祖赵尔丰是大排行老四,亲兄弟排行老三。他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道员。先做山西永济、静乐县两县的知县,后来随锡良从西凉入川,入川后做到永宁道、建昌道的道台,拿到现在,算是厅局级干部吧。因为他很干练,后来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后来又做了驻藏大臣,最后是署理四川总督,也成了封疆大吏。从前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现在是褒多于贬,这里面主要牵涉到民族问题。现在看来,当时英国人觊觎西藏,他在西藏的时候,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有很大的功绩。还有就是推行铁腕政策,镇压土司叛乱,改土归流,不让外国人染指西藏。所以你现在去网上搜一搜“赵尔丰”,就能看到有许多条“为沉冤百年的民族英雄平反”。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事情,他本来是不愿去做的,也是在危难的时候受命。当时四川情况也非常复杂,闹事的主要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股民,闹的就是一个铁路收回国有的问题。事情越闹越大,他下令开枪,实际死了十几二十个人,没有传言的那么多。他最后在四川被尹昌衡所杀,是在成都殉难的。《清史稿》有传,还被收入了《庚子辛亥殉难诸臣图录》。
02
关于您的父亲赵守俨先生,外界说的也多,主要是二十四史的事情。关于您祖父倒是提得比较少。
赵珩:祖父的事情,我父亲跟我谈了很多,直到去世前,在病床上还在说,父亲认为我的祖父是非常了不起的通才。我祖父是赵尔丰最小的儿子,还有一个弟弟没活几岁就夭折了。他大排行里行九,亲兄弟里行三。启功先生的口述史里也经常提到赵九先生,他的名字叫赵世泽,字叔彦,号拙存,小鸥波馆主人,后来以字行。他是清末京师贵胄学堂毕业,四川出事以后,他从成都化装跑出来,曾经一度在江苏巡抚程德全那儿做过幕僚。我现在手里还保留了一些他当时为程德全草拟的给各省的电文,都是草稿,最后程德全签了字才由电报人员打出去。这个时间非常短。
后来,因为赵尔巽和张作霖的关系——张作霖是赵尔巽收服并重用的,因此我祖父做了一任黑龙江省烟酒事务专卖局的局长。这当然是个肥缺,但他1929年年中就辞官不干了。因为他对张学良是有看法的。我1993年在台湾单独去拜访了张学良(我是跟着出版代表团去的,这是大陆最早去台湾的代表团之一)。头一天晚上我给张学良打电话,他秘书也姓张,这个张秘书搞不清情况,接着张学良就自己拿起电话问我:“你哪个赵家?”我说了我祖父的名字。他说:“那我知道,是北平东总布胡同赵家,我去过,是九爷家。”那时张学良住在台北天母,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他了。我去的时间非常仓促。约的十点钟见面,我很准时,他老先生到十点半才起床,我十一点一刻还和陈立夫约了在孔子学会见面,中间时间非常短,就谈了二十多分钟。为什么祖父对张学良有看法呢?主要是杨宇霆、常荫槐的问题。张学良后来对他们的评价也有些转变。当时杨、常两位是比较跋扈的,反对东北易帜,还在张学良面前摆老资格。张学良对他们很不满。其实这两个人在东北系里是最有能力的,脑筋也是最清楚的。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且是秀才出身。常荫槐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事情,整个东北铁路是他负责的,为铁路的建设、铁路技术人员的培训,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在当时的东北搞土改,把地主的一部分田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他们俩是日本人最头疼的人,日本人染指东北,这两个人是非常大的障碍。张学良杀了这两个人,正好给了日本人机会。张学良后来做了一幅对子,挥泪斩马谡似的,把他们比喻成什么什么,但用我祖父的话说,如果杨、常不死,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祖父和杨宇霆没啥特殊的关系,但是跟常荫槐关系比较好,所以对张学良就有了一些看法,虽然我们两家是儿女亲家——我祖父的堂弟娶的是张学良的妹妹。这是姻亲关系,后来他们都去了美国。旧时的姻亲关系很复杂,我这位叔祖父的女儿,也就是我堂姑姑,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的哥哥白先忠。张学良当时就用东北土话跟我说:“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事儿都不是一码子事儿。”意思是说,你们家是官宦人家,我们家是绿林出身。他又说:“你们家和白家也不是一回事儿。”你看,中国历史上恰恰很多“不是一码子事儿”的家族有姻亲关系。
03
您祖父辞官之后去了哪里?
赵珩:我祖父1929年年中就举家迁回了北京。所以,现在百度百科上写我父亲原籍是齐齐哈尔,也是错的。我的父亲1926年1月在祖父的任上生在齐齐哈尔,那时候黑龙江省会还不是哈尔滨,而是齐齐哈尔,父亲在齐齐哈尔一共没待过几天,只是他的出生地。回京后祖父就暂时住在赵尔巽的家里。赵尔巽是1927年去世的。去世后在家里设了灵堂,张作霖从大元帅府披麻戴孝赶过来吊孝。因为赵尔巽是张作霖的恩人,张作霖跪下便磕头,大概是太激动了,起来后,两个鼻孔都在流血。当时我的两位祖母都以侄媳的身份在北兵马司守灵,这件事,我的两位祖母经常提起。不久张作霖回东北,在皇姑屯就被炸死了。赵尔巽死后,我祖父就买了北京的房子,东总布胡同61号,也是被我父亲称之为“幻园”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现在扬之水住着,扬之水的公公李运昌是老革命,“文革”中也受到冲击,那个院子也被挤占了,现在花园的面积要比我家住的时候小了。我们从1929年住到1950年,后来就卖掉了。而他们家从1950年住到现在,资格比我们老。那个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花园洋房。
我祖父这个人头脑是很新的。事实上,赵家几代人,从赵尔巽、赵尔丰开始,头脑都非常新。赵尔巽曾和张之洞等一起上奏折,倡议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赵尔丰在西康,开发西康的时候就架设电线和创办电报局,兴办学校。他是崇尚科技、崇尚新学、崇尚西方现代文明的。到我祖父这儿也是这样,他给我父亲找太太的时候,坚决不同意找旗人家的女子,哪怕是大家闺秀也不行,他觉得旗人是没落的、走向衰败的。我的外祖父王毓霖先生是新兴的实业家、银行家。我父亲虽然家学渊源,从小就在家塾里学习经史诗词,但他六七岁的时候,我祖父就把他给送到北京干面胡同的美国学校去念书,就是王世襄读过的那个学校,当然,王世襄比我父亲大好十几岁,高好几级。所以我父亲能从小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个学校他一直上到1941年,赶上太平洋战争,美日关系恶化,学校被日本人封了。祖父是愿意父亲将来学点经世致用之学的,虽然他的爱好很传统,是旧时士大夫文人的诗词歌赋,虽然他内心还是接受男人可以娶好几个太太这种观念,但他毕竟算是思想比较新的人。
04
您祖父在北京的生活状况如何?
赵珩:那时候他常交游的,都是文人圈子里的人,比如说陈叔通的哥哥陈仲恕,石雪居士徐宗浩等,还有不少文人圈子里的人。他的大部分印章都是王福厂、童大年这些篆刻名家制的,陈仲恕也给他治印。我们家四代的印都在我手里,都是当时大家所制,我一直想做一本印谱,把我们这四代人的一百余方印章汇集起来。我祖父对当时的世态很灰心,也不愿意出来做事。敌伪时期在北京住得不开心,就到天津住一段时间。他既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又具有新式的思想。我的曾伯祖赵尔巽则是从来以遗老自居,他领修《清史稿》时就说:“我是清朝人,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官,我修清朝史。”但我祖父不一样,很洋派。他买过汽车,上世纪三十年代就用过电冰箱——后来我父亲吃冰的东西老拉肚子,就卖掉了。他不住中国四合院,住花园洋房,家里用的也都是洋玩意儿。我书房里这把皮椅子,就是当年买的,一直用到现在,大约九十年了。
似乎您祖父终其一生都不太得志。
赵珩:现在提到我祖父的很少,只是谈到故宫藏品的时候会偶尔提一下。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没赶上他能有作为的时代。只活了六十六岁,1950年冬天突发脑溢血,一个多小时就没有了。
他到北京以后,就移情于戏曲、收藏,做了寓公。我现在还保留着他写的剧本,蝇头小楷,两大摞。他还搜集、整理了很多昆曲传奇。昆曲传奇到了清中叶就无法演出了,因为演出时间很长,就拿《牡丹亭》来说,演完得两三天。他当时就把昆曲传奇缩编成京剧皮黄——他是懂音律的,给皮黄加上工尺谱。他收藏的书画碑帖很多,许多东西是收自晚清盛伯熙和景朴荪的,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当时琉璃厂许多人都曾出入我家,如后来的文物专家程长新、马宝山、耿宝昌、徐震伯等。实际上,我家主要的东西不是损失于“文革”,而是损失于抗战期间。他不肯出来为日本人做事情,断了经济来源,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就大量地变卖家里的文物古玩,现在我手头还有好多珂罗版的照片,就是东西卖掉之前拍下来的,现在有些东西在故宫博物院里,都有他的鉴赏收藏印。前不久北京市档案馆还把我家1947年的户口簿子给我复印了,从上面可以看到,当时我家里,户主是一个人——我祖父,他的三个太太,还有我父亲母亲,当时还没有我,仆人有五个,可能还有不在册的、户口不在那儿的。那么大一家子,当时他给家里规定,一天只能花一块大洋,当然这一块大洋还是比较值钱的,但日子仍然很艰难的,那时候文物又不值钱,卖掉了很多,沈周的、文徵明的、四王的、画中九友的,他喜欢的都是文人画,扬州八怪的和近代作品一概不要。他收藏也走了些歧路,他比较迷恋清雅而文人气的东西,比如说,他爱收查士标、董其昌、沈周,古玩行就给他拼命地找,投其所好。他又非常自信,非常刚愎,什么东西他觉得真,就要,这里面难免有赝品。要知道,沈周活着的时候,画就有很多人作伪,沈周也不在乎。所以他那时候也受过些骗,上过些当,但总的来说,还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大收藏家。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那时候他不出来给日本人做事情,一方面固然是他有气节,另一方面,他在家待久了,也比较疏懒,干不了什么。
他非常有才华。围棋下得也非常好,可以达到六段水平。而从我父亲到我,围棋都不会。他能粉墨登场,唱昆曲、京剧。张君秋是他的义子,曾一度就住在家里。他为张君秋编的《凤双栖》是从李渔的传奇改编的。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欧字的间架,赵字的风韵。多年来临写兰亭。启功先生看过他写的很多字,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是“通篇无一字败笔”,非常漂亮。除了绘画不行,其他都已经玩得很专业了。他通戏曲,识音律,擅法书,懂收藏,而且风流倜傥,人长得也很漂亮。他娶过好几个太太,包括我祖母在内都是侧室,我父亲就是庶出的。但是他没有嫡子,嫡出的就一个女儿,是原配所出。他的原配夫人,后来几位夫人谁都没有见过。她是苏州名门顾氏。我的另外几位祖母出身都比较低微,都是侧室,始终没有扶正。只有我的祖母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我父亲是祖父唯一的儿子,但是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因自己是庶出而有任何的自卑。
05
除了您的祖父之外,您几个曾伯祖的儿子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赵珩:老大赵尔震做过工部主事的,三品,无出。老二赵尔巽到六十二岁才得了个儿子。只有赵尔丰有三个儿子。我祖父最小。前面两个,一个大排行四,一个大排行七。赵七爷跟梅兰芳关系非常好,许姬传多次和我提起他。七爷也是位才子,可惜英年就去世了,也无出。四爷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孙子,这位四爷虽也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近在咫尺,但是与我的祖父兴趣爱好大相径庭,他喜欢在家鼓捣些《九章算术》《勾股定理》之类,完全是理工科的头脑。因此他的孙子大概也有些这方面的遗传,是学物理的。1949年以后,三十五岁就评上了北师大的副教授,很了不起的。因为曾做过司徒雷登的秘书,结果“文革”自杀了。我们都是坚字辈,珩应该是字,我名字应该是履坚。北师大的那个叫亮坚,还有一位叫誉坚,一直生活在上海,也去世了。
赵珩
06
这就说到您父亲这代人了。他和启功先生的交情很深。
赵珩:虽然我父亲比启功先生小十来岁,但启先生一直管他叫学长兄,他们同时授业于戴绥之(字姜福)先生。戴先生的古文非常好,也是我曾祖的旧僚属。那个时候启先生家境不是很好,就在别人家就读,老师都是戴先生,算是同出一个师门。他对我父亲非常好,我父亲对启先生也非常好。1971年,当时恢复整理二十四史,原来没有《清史稿》。第二度整理二十四史才加上《清史稿》。我父亲点名要两个人,一个北师大的启功先生,一个是民族学院的王钟翰先生,于是把他们两个人给解放了。所以启先生非常感激他。我父亲住院了,启先生身体那时也不好,还常来看他,而且给病房的医生护士几乎每人写了一幅字,意思是让她们好好照顾我父亲。启先生也是非常重情义的人。
我祖父和我都爱看戏,但我父亲不太喜欢。这是时代使然。他很忙,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也没完没了,他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父亲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都没事,包括“文革”都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因为他历史清白,解放前没干过任何事,解放后才参加工作,人缘好口碑又好,所以说运气算是非常好的了。
我父亲和我祖父毕竟年龄差距太大,有四十多岁,所以我祖父在我父亲面前比较严肃,年龄、时代摆在那儿。但父亲和我沟通就亲切随意多了。我们家父子、母子像朋友一样。
我母亲王蓁也是辅仁毕业的,她一直没有参加工作,在家里搞些英文翻译。她也喜欢收藏。我书房里挂的这幅纪晓岚的真迹,是我母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翻译的稿费买的,也就五块钱。到我父亲这一代更有中西融会贯通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他们都没讲过这个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得以体现。到我父亲这个年龄的人,几乎都没有旧学底子。只有周一良周先生和父亲情况差不多,我父亲比周先生小,他们有旧学底子,都是在家学习经史的缘故。此外还有杨宪益。杨宪益又到英国去留学,他的旧学底子也很好。有些比他们年长的人虽有旧学基础,但是西学一点不通。我父亲不搞外文,但是他的口语比我母亲搞外文的还好。我母亲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容闳的第一本书《西学东渐记》是她译的,还有商务出版的《女权辩护》等。我两个祖母文化都不是很高,她们对我母亲的评价很有意思,尤其我的老祖母,她是农村出身,文化也不高,但是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中肯。我母亲的英文名叫Jennis,她不会很好发这个音,一直叫我母亲“解乃司”,有点山东口音。她用带点北京腔的儿化音说“解乃司”是半新旧儿的脑子,意思是说我母亲既有传统的道德,守妇道,知礼教,又有新思想和新文化,可以说又传统又现代。我亲祖母人特别好,但脑筋不是特别清楚,讲话也不是特别多。我老祖母对我影响很大,她有些话虽然通俗,但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对年轻人在众人面前表现比较亲昵的行止,她总说不可以,她有一句话来概括她的观点:“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她不会说梁鸿孟光的故事,但这个道理她可以说得很鲜活。她是山东诸城人,和康生是同乡同里,小时候也一起玩耍过。她小时候认识康生。那个时候康生家是大地主,她管康生叫张三少爷。当然,她出身比较低微,就是下中农吧。她文化也就初小程度,而且是缠足,但是跟着我祖父受熏陶,学会了很多东西,能唱昆曲和京剧小生。后来能看《红楼梦》,看报纸,也能看佛经,像《六祖坛经》什么的,都能看下来。我的亲祖母文化比她高,上过初中。人很厚道,但有点糊涂。这个老祖母则精明得不得了。她们这种关系肯定要斗斗嘴。我祖母常说“儿子是我生的”,老祖母就反唇相讥:“生是你生的,养可是我养的。”
07
您的堂叔叔、伯伯的情况如何,您能谈谈吗?
赵珩:我的叔祖父是赵尔巽唯一一个儿子,是他六十二岁生的,小名天赐,名字叫赵世辉,字蔗初。他夫人是张作霖的女儿、张学良的妹妹张怀童。夫妻俩非常恨日本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举家迁到美国去了。1945年成立联合国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就是联合国高级雇员,所以联合国一直挂着他相片,他是联合国的终身顾问,一直到九十五岁去世,都在联合国工作。当时他们带出去很多钱,但是他们对子女管教很严,一点不骄奢。我的堂姑姑是学心理学的,我的堂伯父叔父都是学医学和科技的,老大是男的,学妇科的,是美国著名的妇科专家,已经去世了。他们到美国那么有钱,可是我的几个堂叔伯必须要下学后到街上去卖报纸,大雪天里手都冻裂了,还要勤工俭学。不像现在咱们的富二代、官二代,许多是纨绔子弟。我祖父也很痛恨纨绔子弟的。我家里的家规,男人不许打牌,女人可以,但仅限于逢年过节。男人连扑克牌都不会,因此父亲和我至今都不会打麻将。但他们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只重形式的家风,也是接受新思想的。
08
您小的时候,您父亲是怎么培养您的,会有意让您传承家学吗?
赵珩: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是希望我学理工科的,或者去学医。后来我真学医了,但是实在不喜欢,想要调到出版社工作。我父亲开始还不太愿意,他说,“医院待着不挺好吗?”其实我不喜欢当大夫,最后还是做文史。他只在我小时候给我讲过几篇《古文观止》,我《古文观止》现在基本都能背,这完全不是我父亲要求的,是我自己喜欢而已。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状况和社会环境下,他不希望我再去搞文史,而是希望我学点儿经世致用之学。我祖父对我父亲也是这么要求的。父亲在辅仁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毕业论文叫《中国倾销问题之检讨》。后来我问他:“您懂经济吗?”他说:“我不懂。”莫名其妙地就毕业了。他是一点都不懂经济的。我太太吴丽娱家是真正学理工的,她的父亲,我的岳父吴京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世界最杰出校友”之一,也是中国煤炭方面的著名老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全国政协常委。可是她自从嫁到我们家就搞文史了,她是社科院的研究员,研究中国礼制史,著有《唐礼摭遗》等,最近在中华出了一本新书叫《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她逻辑比我强,也比我勤奋,一天能一口气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我和她不一样,比较偏向形象思维,记忆力强。
和您的祖父、父亲一样,您本人也是交游广泛、涉猎广博的。
赵珩:广西师大约我写一本书叫《逝者如斯》,主要就是我和三四十位学人的关系。很多人都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与我上一辈很多人有着忘年之交。我和朱家溍先生的关系非常好,跟王世襄先生的关系很多人也知道。我还记得陈梦家先生跟我说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梦家吗?因为我妈生我之前,晚上梦见猪了,我总不能叫梦豕吧,所以就在豕上加了个宝盖头。”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考古学家傅振伦,化学家袁翰青,宋云彬、翁独健等等。许宝骙、俞平伯是我们家亲戚。许宝骙是我姨公,是我妈的亲姨父。我的外婆是嘉兴钱氏。许宝骙的姐姐许宝驯就是俞平伯夫人。许宝骙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文革”中,春节也做很多谜语。“小生幽会,打一国名”,我马上就猜出来了——约旦。还有些特别恶心的谜语。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东西。于是就出了个“汉代女尸,打一菜名”,我也马上就猜出来了——古老肉。当然,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写法,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咕噜肉”。还有“红叶未经霜,打一国名”——不丹。黄苗子、丁聪、邓云乡,他们都来过我这儿。苗子先生九十岁了,来还给我带一个西瓜,能拎着从一楼爬到四楼。跟他们特别有的聊。
我觉得真正奢侈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和前人、古人对话。我的室名不是叫“彀外书屋”吗?我不在彀中而在彀外。像“文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热衷过“运动”。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形态,早晚会终结。所以串联的时候,我从学校弄了张串联证明,一个人游山玩水去了。拿了这张证明,我第一站先去泰山,“登泰山而小天下”,小时候就知道这句话,想去见识一下。在泰山上可惜老下雨,第三天我都没信心了,突然下午大放光明,于是大饱眼福,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绝不是妄言,心情豁然开朗。从那儿又到苏杭,为了看看京杭大运河,于是和鸡鸭鹅一起坐船从苏州去杭州。反正就是玩了一圈。我这一辈子是玩过来的,我也喜欢戏曲。我从小集邮,我的动物邮票算得上中国数一数二的。从1853年加拿大第一枚动物邮票到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的动物邮票,我都有。有些书画我也都保存下来,这些现在玩不起了。我哪样都不精,样样稀松,但涉猎的面特别广,所以哪件事都“插一腿”。我太太就太专了。最近《光明日报》采访我,谈新出版的《王世襄集》,我不太赞成把王世襄先生叫做玩家。其实他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旧学人都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和修养,另一方面,他玩的是比较冷僻的东西。今天他的价值之所以体现,不是说王世襄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今天社会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变了,我们对他的东西有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最应该具备的,是各方面的兼收并蓄,是广博,这是学问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必须做到通达,不是死读书。通达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不太一根筋,还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然做不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修齐治平,起码做到修身。这个方面做到通达,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里,我们老讲孔孟之道是一个“仁”字,其实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最重要的应该是恕道,这个恕是很重要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达必须具备恕道。什么事情都不采取过于激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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