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莲居｜康有为书学思想的两面性

　　康有为是一位对近现代书法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其书学思想博大而精深，集中体现在其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中。这部著作体例严整，论述广泛，体大思精，独树一帜，影响了一代书风，是一部前所未有的系统书法理论专著。它使碑学成为有系统理论的一个流派，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康氏本人赢得了碑派大家、书坛领袖的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不厌其烦地对康氏《广艺舟双楫》中“扬碑抑帖”、“尊魏卑唐”、“求新尚变”等书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和正面褒扬，而较少站位特定社会历史变革和个体思想性格多重组合的高度，多维度对其书学思想进行全面观照和客观评判。实际上，处在晚清变革期这样一个社会矛盾交错、文化思潮交融和帖学为显、碑学为潜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青年的康氏，其书学思想既有它坚定、鲜明、激进的一面，又有其徘徊、偏激、保守的一面，如果只是一味正面的褒扬和赞许，而没有看到其不稳定性和局限性，也就难以全面、客观、准确评价康氏书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尊碑抑帖是《广艺舟双楫》也是康氏书学思想的中心和主流。在《十六宗》中康有为指出碑刻有“十美”。 在《备魏》中他认为：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盖乘晋、宋之末运，兼齐、梁之流风，享国既永，艺业自兴。孝文黼黻，笃好文术，润色鸿业。故太和之后，碑版尤盛，佳书妙制，率在其时。延昌、正光，染被斯畅。考其体裁俊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晋、宋禁碑，周、齐短祚，故言碑者，必称魏也。在《尊碑》康氏又指出碑学的五大优点：“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尊碑第二）康有为的尊碑思想将清代碑学又一次推向高潮，彻底打破了千年来帖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夺取了碑学在书坛的话语权，对传统帖学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形成了近现代书坛碑派书法研究和创作的主流形态，从而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书坛领袖的重要地位。

　　在褒扬南北朝碑刻的同时康有为也对帖学提出批评，他还着重指出帖的病因所在：“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亦是凤毛麟角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何帖，大抵宋、明之人重钩屡翻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尊碑第二）对于师习碑帖的态度，他认为“习碑以后可谓五岳归来，唐以后书皆丘陵矣!”当然，他的这些论调主要还是针对当时颓靡不振的帖学和迂腐庸俗的馆阁体而发的，其出发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明显带有片面性，并不符合客观实际。 

　　但是重读《广艺舟双楫》，透视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康有为激进而坚定的抑帖扬碑思想下也同时流露出对帖学之祖晋人书法的无比推崇。他说：“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宝南第九）这里他给予晋人书法很高的评价。他还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尊碑第二）这里他并没有否定帖，也没有否定学帖，而且指明宋、元、明人学帖的必然。同时康有为对代表晋人书法的二王书法也十分赞赏的，多次流露出尊崇之情:“逸少龙威虎震，大令跳宕雄奇”（执笔第二十）， “……至二王则变化殆尽,以迄于今,遂为大法,莫或小易”（本汉第七），“右军自言……是其所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购碑第三）与此同时，康有为还清楚的看到帖学之于行草书的重要意义。他说:“近世北碑盛行，帖学渐废，草法则既火绝。行书简易，便于人事,未能遽废。然见京朝名士，以书负盛名者，披其简牍，与正书无异，不解使转顿挫，令人可笑。”（行草第二十五）在他晚年时也强烈意识到到自己将碑帖决然对立的做法欠妥，于是在1915年致罗棪东信中说：“抑凡有得于碑，无得于帖；或有得于帖，无得于碑，皆为偏至”。任启圣在《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 》一文中也谈到康有为在致某君书中写道：“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着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这是康氏在临终前对帖学的重新审视,应该说也是其肺腑之言，是其晚年书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康氏的“扬碑”也好，“抑帖”也罢，并非都是绝对的，人们往往总是会简单地认为碑派书家是反对帖学的，实际上都不是这么简单，都会有失偏颇，即使是如康有为这样纯粹坚定的碑学大家，也往往会表现出其思想性格的不稳定性和两面性。

▲康有为 十年万里七言联

　　尊魏卑唐是康有为书学思想中的另一重要部分，先生尊魏卑唐可谓旗帜鲜明，不遗余力，这一思想《广艺舟双楫》里被阐述得淋漓尽致。在《十六宗第十六》他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有后世学士所不能为者。故能择魏世造像记学之，已自能书矣。”由此可见，康有为对南北朝碑版是多么情有独钟。他还把论书与论文紧密的结合起来，指出“学以法古为贵，故古文断至两汉，书法限至六朝。若唐后之书，譬之骈文至四杰而下，散文至曾、苏而后，吾不欲观之矣。”（卑唐第十二）在总结前代书法家成就的基础上，康有为积极倡导习书者应上发六朝，称“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备魏第十）并身体力行，创造出纵横开阖、大气磅礴、浑厚雄健、潇洒奔放的“康体”书法。康有为的这些论述把尊碑思想发展到极致，虽不乏见地，但言辞也明显有过激之处。

　　在《广艺舟双楫》里康有为还单独用了一个章节的笔墨大谈其“卑唐”理论。“论书不取唐碑，非独以其浅薄也，平心而论，欧、虞入唐，年已垂莫，此实六朝人也。褚、薛笔法，清虚高简，若《伊阙石龛铭》，《石淙序》、《大周封禅坛碑》，亦何所恶！良以世所盛行，欧、虞、颜、柳诸家碑，磨翻已坏，名虽尊唐，实则尊翻变之枣木耳。若欲得旧拓，动需露台数倍之金，此是藏家之珍玩，岂学子人人可得而临摹哉！”“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卑唐第十二）康有为的“卑唐”思想，将有唐数百年来书家创作一笔抹杀，终使人觉太过于偏激。虽然康有为个人尊魏卑唐的审美观点有失偏颇，但对革除清末书法萎靡、徘徊的状态，丰富和完善书法艺术的表现语言，还是大有裨益的。

　　其实，康有为也并非把所有的唐碑都贬得一无是处，在其鲜明的尊魏卑唐旗帜下，也显露出其对不见称于世唐碑的赞赏。在《卑唐》这一节中，他指出一些“不见称于世”的唐碑之作是颇具古意、值得学习的。他说：“唐碑中最有六朝法度者，莫如包文该《兖公颂》，体意质厚，然唐人不堪称之。又范《阿育王碑》，亦有南朝茂密之意，亦不见称。”（卑唐第十二）同时他还罗列了数十尊唐碑，分别指出其各自的优点，最后概括指出：“此类甚多，皆工绝，不失六朝矩矱，然皆不见称于时，亦可见唐时风气。”（同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尊魏卑唐思想明显带有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通览《广艺舟双楫》，我们时时能感受到，全篇处处充满着“求新尚变”的思想，应该可以这样说，“变”是康氏书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第一章他就明确指出“变者，天也。”他认为：“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   端也。”（卑唐第十二）他强调以“变”来求得事物的进步，“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原书第一）书中他阐述了书法推陈出新洗却千年的帖学诟病是书法革新的必须之路，同时还指出改革帖学的唯一出路是南北朝碑学，并对现已出土的碑版进行整理，划出风格，以益于学者取法。这种激进的求新尚变思想对于后世书坛的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理论影响，民国时期书法界许多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并用各种大胆尝试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创作出独具艺术个性的经典之作。

▲康有为 为善最乐

　　但是，笔者认为在康氏激进的求新尚变书学思想下也明显存在着保守的一面，这在《广艺舟双楫》中也有所反映。对于如何“变”他还没有完全看清前进的方向，保留着保守的改良主义，所以他的“变”，不是努力去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而是主张回到古代去。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完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同时他也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体变第四）这样，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双重标准，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而对于百年前乾隆时代的金冬心、郑板桥二位书家，他们或吸漆刷之意，或融隶于草，大胆尝试，突破前人，本是难能可贵之事，且为历史所承认，事过百年，康有为仍十分武断地认为金、郑“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尊碑第二）这种既不满于帖学的单调，力主新变，实际又不能接受新变的矛盾心理，说明他长期由帖学培养的心理定势既求新变又怕新变的矛盾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康氏的书学思想明显具有两面性，交织着扬与抑、尊与卑、变与守之间的矛盾。对于如何考察和分析这一现象，一方面我们应从书家的个性和审美心理特征上来理解。大家知道，任何一个艺术家，不管是他们的性格，还是他们的个性审美心理上往往都带有多重性，有各自自觉的审美倾向，因而他们的思想也就带有多样性和倾向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书家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理解。据康氏《广艺舟双楫•叙目》自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康氏在撰写《广艺舟双楫》时，正是其上书朝廷而不被重视，变法思想受挫之时。其时他心情郁闷，终日潜心书法，以读碑帖为能事。正如他在《年谱》中所说：“沈子培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因此他自然而然把书法与政治关联起来，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抱负迁移到书学思想上，最终用书学语言表达出来，体现在其书学论著上。正如曹建博士在其《碑眼看帖：康有为帖学论》中认为：康有为“并没有完全从内心说服自己打倒帖学，而是为了变法的需要，强为说词”。这个若要结合当时比较混乱的社会形势和思想状况也就不难理解，陈振濂先生在《书法学综论》所指出的：“清代人对北碑、篆隶或六朝墓志的理解并不是忠实于原意的理解，在新的诠释中，书家们融入了自己的审美理解与希望。”

原载《中国书法》，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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