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遇缶翁始末
文/朱关田
民国十六年岁在丁卯(一九二七)仲冬初六(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代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先生溘然去世，天下士人知与不知莫不为之悲悼，一时诔辞纷至，挽歌四起，亟见哀戚。其中沙孟海先生有联叩云：
是道咸同光宣五朝元老，为金石诗书画一代传人。
哭悼不已，又作“贞逸先生诔”长言表旂，其文情并茂，卓然特立，绝胜侪类。后之冯君木撰墓表、陈散原作墓志，多本之。尤可记者，其诗、画、书、印四事，一改时人如诸宗元书、画、印、诗之排列，且由述而评，并见高识。是列虽不为后之冯(印、书、画、诗)陈(印、书、诗、画)所采，然随着研究之深入，将信是言为先见而明哉!缶翁之诗，终非书画及篆刻之名所可久掩者也。诔曰：
蔚矣先生，一世之特。奇情孤袌，人莫省识。有蓄于中，发之豪墨。熊熊光气，咄咄如逼。其诗坚峭，字不平置。苍然老枝，著以绀翠。其画酣鬯，希风八大。駊騀离奇，自成一队。其书浑刚，悍不伤气。籀篆真行。镞有新意。其印独造，出入秦汉，平揖敬身，余子颜汗。不善为斵，泚颡血指。巧工引手，漠若无事。驭繁以简，寓正于恑。俗儿貌为，缪以千里。
其后追叙知遇，感念良深，有云：
我见先生，壬戌之冬。坐隅焫烛，谈印舂容。丑岁改馆，相望咫尺。追随况冯，承教连夕。谓印不难，高下在心。领新悟异，脱略常寻。呈现朱钤，题语归我。偏师独出，奖我期我。我困单贫，积名不食。如搥十指，救穷无力。言念先生，弥深伤戚。
“我见先生，壬戌之冬”，即在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腊月。当其离甬之日，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张美翊(让三)即修书于吴子茹，绍介之，并嘱引见乃翁缶翁。沙先生甫至沪，有同学朱复戡(百行)约请吴子茹在上海题襟馆会晤，不意未至。或以为“仓公年老名盛，乡曲鲰生恐未必遽肯相见，即见亦未必诚意教导也”(《僧孚日录》)。按子茹名涵，缶翁次子少沙先生二十四岁，时正弃官退居沪上，任名画家王一亭(震)秘书。有约不来，是无暇顾及，抑另有原由，不得而知，但其关照乃翁甚多，逢人索画必施步障，意或在免耗心力为缶翁计，但终有逐客之嫌，沙先生也曾亲历过。直至是年十二月三日，在朱复戡催促下吴子茹方加引见，惟其忘年接谈(当年缶翁七十九岁，沙先生二十三岁，相差五十六年)，隔膜多多，虚委接谈周旋而已。当时所谈有两个内容，一是论印极崇浙派，尤推重钱松、胡震。二是治印当以汉印为正宗，初学宜取其平实者效仿之，勿求诡奇。是言虽见平允，实泛泛而谈，其实沙先生幼承家学，早擅篆刻，索印者踵至沓来，已崭露头角，俨然一印人矣。当其自甬赴沪，其师君木冯幵先生临歧送行，诗中即以此相称道，谓：“余事工刻石，法古非意造。刃游碧落外，指节出怪巧”(冯君木《赠沙文敬即送其赴上海》)。其回风堂诸印多出其手。且延誉于况氏，时有“背尘乃能合觉”之印，以为不俗。《沙邨印话》记有一佚事，言癸亥年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为陈道希刻名印，拟汉五字章，款署石荒，印学家易均室(忠箓)不知石荒何许人，以其深入两京，绝无时人气习而疑出古人，录入所选明清印谱之中，置在缶翁之前。是印之造诣已非寻常。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与吴公阜书中所谓“(印文)用古人须有分判，作文刻印一例”云，亦甚见心得，绝非初涉此道者所可言。惟其初谒，祈聆教音，加之慊慊诺诺，舂之未隆，一曲常调，不过尔尔。蹇丈之雅望，至是而息。后之因缘，便由况蕙风、冯君木而继起。
缶翁存世有关沙先生的两通题记，全出篆刻，一在甲子年(民国一十三年，一九二四)，一在乙丑年(民国一十四年，一九二五)。初谓：
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
此题，明言“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盖缘起于蕙风。蕙风乃词学家况周颐(一八五九---一九二六)之号，其初名周仪，以避宣统名讳，更仪为颐。字夔笙，一作夔生，临桂人。光绪五年举人，遵例官内阁中书，会典纂修，以劳叙用为知府，分发浙江。曾入湖广总督张之洞(二年)、两广总督端方(七年)幕。辛亥后，居于沪上，以卖文为生。以词名天下，与王半塘(鹏运)、朱彊村(祖谋)、郑叔向(文焯)齐名，时称晚清四大家。其系沙先生本师冯君木女儿亲家，与缶翁往来特多，甚得尊重，郑逸梅《艺林散叶》有记“吴昌硕甚谦抑，作诗常请况蕙风润色，致函称蕙风为吾师”。沙先生为其子侄辈，篆刻多蒙赏识。《沙邨印话》有记：“蕙风丈素好余印，《餐樱庑漫笔》时及之。比余于陈秋堂，且谓有‘静、润、韵’三字之妙，故丈歾余挽以联语云：‘词学导先河，重拙大消息微茫，独有心灵追白石；印人承末契，静润韵品评矜许，可堪刀法愧秋堂。’”此题记在甲子年十二月二日，正值沙先生初见缶翁一周年。《僧孚日录》记之甚详：
（十二月）三日……况先生以余篆刻不俗，曾语朱炎父(朱威明炎复，沙先生冯氏同门)，谓将示缶老，昨日缶翁适来，因使题语册端。吴年愈八十，已病重听，当其下笔时，先生戟二指谓炎父曰，今日为沙生攫得二十金矣。盖缶翁润例题耑跋尾需银二十两也。余于壬戌冬始来沪，蹇丈(张美翊)以书介余谒见缶翁，其后偶有晤及，略复接谈，未及所刻出而就正，不意今日由况先生转视之。翁题语云……
按秋堂是钱塘陈豫钟(一七六二－一八○六)之号。其字浚仪，治印与陈鸿寿齐名，时人或附之于西泠四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之后，称“西泠六家”，加上赵之琛、钱松，合称“西泠八家”，后四人即两陈、赵、钱，又称“西泠后四家”。叶舟《广印人传》为之立传，评曰：“专宗龙泓(丁敬)，兼及秦汉”，纯是浙派传人。按《广印人传》，辛亥初刊世，缶翁为参阅人之一，当知是评。而沙先生早年刻印并非纯出浙派，《沙邨印话》有称“早岁治印，喜为撝叔”。证之篆刻，甲子以前所作，“静、润、韵”三字尚可泛论，然与浙派尤其陈秋堂之循规蹈矩、墨守丁敬者，虽并见平稳秀润，终归二途。即为蕙风所刻，其前甲子腊月之“背尘乃能合觉”，乃似汉将军印，后之乙丑所刻如元旦之“常利”，二月之“有殷勤之意者好丽”第二印和同时之二“好丽楼”印，六月“丽娃乡循吏祠奉祀生”以及“受天雅性生不杂玩”诸印亦均出汉印，直与秋堂神形迥异。联想到蕙风因缶翁反裴度语庾威言戏作“雄甲辰”印，便以杜甫称张旭“东吴精”句而效仿之，令沙先生刻“西吴精”三字相呈，雅谑如此，盖纯出文人之兴会。缶翁亦是漫心应付一时随和，而作者又并不在场，终成虚应故事。
沙孟海篆刻：金石刻画臣能为、臣书刷字
明年又有乙丑题卷，《僧孚日录》记在四月十日条下：
以近刻印存就缶翁先生，翁为题耑，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玩其语意，知此老论印不与撝叔意事，欲余改科辕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撝叔，而撝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此则鲰生之志也。
此“鲰生之志”后来在《沙邨印话》中又重申之，并强调说：
早岁治印，喜为撝叔。乙丑四月，缶庐丈题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学赵撝叔”，又云“不似之似传让翁”，盖讽之转旆也。缶老亟称让之，然其集中为让之体者，亦复不多。通观全稿，浑刚苍古之气，不可逼视，让之对之，故当却步。余近作亦不肯嫥为谁体，老杜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吾意亦犹之。
是次题耑，缶翁已非如甲子临时之应酬，当是见过沙先生亲呈印存后专门写的。然印人论印，多用意气，况且世故如缶翁，是时尚未有深识，岂敢贸然直言。
按是时缶翁虽雄峙沪上，然尚有赵时棡(一八七四---一九四五)与之争先，且壁垒森然，为一时之瑜亮。陈巨来后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追叙之，以为缶翁由吴让之而上溯汉将军印，朱文常参陶文，故多见雄厚，赵氏则自本家撝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印，旁及币文、镜铭，因是为整饬一路。取法既异，门户自张，其一阳一阴，各有境界，岂可执其此而摈其彼也。强人出入，终非善继。惟世无知人，各树旗帜，异师殊说，相攻如仇雠，尤以学吴者为剧。而沙先生出入其间，不主一派，又先谒叔孺，后访缶翁，或犯时讳。其实，沙先生转益多师，于赵、吴无见轻重，《沙邨印话》便以缶翁雄浑为太阳，赵氏肃穆为太阴。阴阳之分，岂有高下。其于赵叔孺虽未作专论，以《僧孚日录》之记，私秘处似尤为之亲近。试引几例：
“(辛酉三月初五日)赵叔孺先生并精书画金石，其篆刻尤工致绝伦，几于前无古人矣!”
“(辛酉三月初五日)赵叔孺先生并精书画金石，其篆刻尤工致绝伦，几于前无古人矣!”
“(辛酉六月十三日)刻印犹之作文，但看秦汉印谱，犹学文专读六经、四史，操笔为之，必无当也，故必借径近人。余初作秦汉印，漠然不得其趣，并不知何处著刀，后见赵叔孺、马叔平诸人仿古之作，摹拟再三，始有入处。赵仿秦印尤精雅不苟。秦印本粗疏天然，若但从粗疏处著手，便只得粗疏二字，无复有其神气。赵独以挺健精致之刀出之，此犹守桐城家法以学《史记》，故所就益工，无明人外强中干之病。余所作白文“钱罕”、“道用”、“顿丘”诸小印，皆由赵法进窥嬴氏者也。”
“(甲子三月廿四日)赵先生印放(仿)宋元图书记最精，近世莫得其耦，其秦汉印亦复戛戛独造，与吴缶翁异趣同归。”
其冯君木师于艺文力主公允，尤引以赵氏印论与之诗文为同道，视为学者正路。沙先生亦认可，于《日录》(壬戌九月廿二日)特加记之：
“师尝语余，学问之道，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从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
至于篆书乃刻印之本，沙先生是赵非吴，更有明说。其《日录》(壬戊八月廿七日)有称：
“今之作篆者无出叔孺右，并非过言。缶庐自辟一径，出以怪特，虽风靡一时，未可为训。清卿、子与皆已死，吴氏端严而少逸气，杨氏秀整但伤软弱，若叔孺者，有完白之圜劲，有悲盦之秀逸，无偏无党，可谓精品矣!”
是说在沙先生叩谒缶翁同年，仅先三月。其篆不学吴氏，亦是事实。
沙孟海篆刻：沙文若印与凿山骨
一九二五年二月，沙先生由冯君木介绍至修能学社作国文教师，并随师住在社内，离吴寓甚近，缶翁时居山西北路吉庆里，因而常追随况、冯二位过谒缶庐，缶翁亦常来社中访谈，接洽既频，言语便多，如言任伯年(颐)少时伪托任渭长(熊)之侄以售奸，渭长爱之才而不忤，又言任伯年早年为缶翁写照，仆僮呼锁关门户以逐客，遂致墨未干而仓卒带水卷去。且又自言四十余始学画，伯年略授以法，有“但取捷径，不必从基础上着手”语相激劝。只是沙先生属晚生小辈，又不善周旋应对，与人言“恂恂然气下而辞恭”(其师陈训正语)，八秩老人缶翁名高气盛，门庭如市，应酬多多，岂加注意。直至其后，春去秋来，趋奉侍问，“承教连夕”，遂渐见诚朴。翁于印学，不特宏论煌煌，有“谓印不难，高下在心”之谓。又有称沙先生“此道已站得住”云，细言亦已确克，不尽为浮词。如说浙派之墨守成法，又言今之治印大都不重六书，于篆法未甚分明，即为上者，亦各有疵病。又如评沙先生之印，既详又当，直判“李景韩所藏书画印”、“洪儒训印”、“凿山骨”、“葛旸唯印”、“沙文若”、“养观喜神”诸印最佳，“依然旧风味”、“须菩提”为未尽善，妥贴在理，洵如老儒说教，春风满座。尤其半年之后至十月廿四日星期天，是日晚饭后，沙先生与陈巨来侍随冯师和朱彊村先生同访缶庐，顺便将近刻就正于缶翁，不意翁细阅之后，大加称许，为言得失，多见实谈，已不若以前之一味以世说对人也。又问之何不印行，且愿为之审定。是时沙先生已积有印存七册，寻即进呈，缶翁竟不嫌其繁，一一检视，详加审核，极见用心，不数日，便完璧归之，且亲至沙宅，惇惇然意气言辞更有异于往昔矣。《僧孚日录》记：
十六日⋯⋯傍晚，缶庐先生来，携还印存七册，已为余选定加圈于其旁，计前四册圈者十之四，后三册圈者十之六，细阅一过，其取舍之恉，略可言，大抵质朴者、奇巧者为上品，其次并取纤细工能一派，以为别具格式。先生之不取者，约有两种，一为白文之师撝叔者，一为朱文之厚边细画者。后一种余印存中最多，若癸亥旧作“绰如”二字小印，及今春所刻水精印为余所最惬意者，先生皆不许也。
此所圈点，盖非不知赏异量之美也，即如撝叔，亦有诗称之，有“文何流弊已成风，吴(让之)赵(悲盦)途殊轨辙同”(《古印谱辅之索题》之一)云，其前请教缶翁问当今印人谁稍可者，亦特推朱姓以其专学撝叔，别有面目者。且撝叔之白文出自浙派，翁每有定评。而今不取，实属费解。奈何所批印存七册已无可觅，殆难深思细究之。
沙先生兼师缶翁，乃在丙寅年(一九二六)，王个簃出的主意。王个簃，原名贤，字启之，南通人，个簃为其号，后以号行世。自乙丑年来沪，初为缶庐西席，后列入门墙，且住缶庐楼下。沙先生与之获交之后，晨夕过从，关系日近。个簃长三岁，其奉侍师长，最得心契，“引进晓教，有愈等伦”(沙孟海《个簃印集后序》)，惟其主张“转益多师”与沙先生同调，因仰慕冯君木而欲师之，建议沙亦兼师缶翁。同声相应，各遂其愿，终于成为双重同门。近世学缶翁者甚夥，而能自守者实鲜，盖不若王、沙之善学也。王、沙之兼师，殆得师长之认同，缶翁之宽博，是可识矣。不意甫越周年，尚未正式行拜师礼，缶翁却遽归道山。翁之结纳，延为入室，其知其遇，固在于人，篆刻盖初缘也。
沙孟海篆刻：若榴花屋
－End－
桑莲居第二届（2016年）中秋（网上）书画博饼赛拟于9月初开博！
近期“重点关注重点关注重点关注”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