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莲居｜王家葵：近代书林品藻录（精神）

侯官严又陵译述西学著作八部，影响最大者为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至今脍炙人口。广义言之，两千年皇权之摧翻，两次帝制复辟之失败，五四运动之爆发，皆根源于民有、民享思想之深入人心，容闳、严复诸思想启蒙者功不可没。又陵虽迻译西书，而个人思想则趋保守。清末孙中山在伦敦，游说又陵支持革命，又陵拒之云：“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以教育开启民智，固称美论，而民国时深陷筹安会，鼓吹孔教救国，则与其教育本意背道而驰矣。

严复　天演论序手稿、侯疑始刻天演学家陶江严氏

严复楷书杜诗

　　严又陵少习海军，其后留学英伦，老来用情笔翰，转以曾读旁行画革之书为悔。陈弢庵为作墓志铭云：“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反为文学掩矣。”是写实之论。又陵书法纯然帖学功夫，《中国书法大辞典》赞其行书：“风神洒落飘潇，力入纸而气轻虚。”检《汪康年师友书札》又陵两函涉及书法，一记淳化阁帖，一记王右军书，惜语皆不详。顷阅《福建师大学报》，刊有又陵麓山寺碑跋文，转录三则，以见其书法主张之一斑。“李北海书结体似流曼，而用笔却极凝重，学其书者所不可不知，若以宋人笔法求之，失之远矣。”“书法七分功夫在用笔，笔及纸时，毫必平铺，锋必藏画，所谓如印印泥者，言均力也，如锥画沙者，言藏锋画也，解此而后言点画，言使转，言增损，言赏会，至于造极，其功夫却在书外矣。虽然耽书，终是玩物丧志。”“唐书之有李北海，殆犹宋人之有米南宫，皆伤侧媚劲，非书道之至。”

严复临书四种其二

　　蔡孑民因北大而享名。民国初元，孑民为教育总长，改京师大学堂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又陵长校，碌碌而少作为。继之者章行严、马相伯等，皆乏善可陈。民五年秋，孑民在法兰西，得教育部电，正式委为校长，履新则在次年初。至十二年一月，因故去职，荐蒋梦麟代之。孑民在校时间不足五年（民八、民九两度离校），永垂纪念者为兼容并包之办学主张，及所倡导之独立自由研究风气。至于译著之《中国伦理学史》、《妖怪学讲义》、《石头记索隐》等，成就则如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所说：“几不能自圆其说，识者讥之。”按所谓兼容并包，乃大学存在之前提，思想自由为学术繁荣之保障。蔡孑民在北大之所作为，皆大学校长职责所在。其难能可贵者，前任诸君子如严又陵、章行严辈无成就此事之见识与魄力，孑民筚路蓝缕，开风气之先；其令人缅怀者，继任诸君子渐无保持此传统之胆量与条件。若干年来，政治与学术相兼杂，孑民时代之包容与自由只存在于白发宫女梦呓中。某一时代知识阶层对蔡之怀想越炽烈，则此时代思想空间越狭窄，此可断言者。万马齐喑固然恐怖，百花齐放亦非佳事，所谓“齐”者，由官家政令掌控也。学术在官，便无学术，能不忆念蔡孑民。

蔡元培　挽鲁迅联、自书诗

　　孑民三考出身，书法却不甚工，马彝初喜揭人短，《石屋续渖》记孑民逸事：“其入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未免太过，昔王荆公亦拙于书，黄山谷以“狂风疾雨”调之，亦不害其自成一体，就体格论，孑民书法与荆公有几分近似，稍工整而已。

蔡元培　行书对联、行书传习录

蔡孑民条赞“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乃套用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警语：“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静安之蹈水，其殉满清欤？愤世忧时欤？罗、王纠纷不能自遣，径寻解脱欤？陈寅恪独以殉中国文化为说。《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小序云：“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挽诗“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亦是此意。作纪念碑铭后四十年，陈先生卒。临殁手预挽夫人兼自挽联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取与挽静安先生诸文字对观，乃知卌载肠断又岂止一家之痛史。陈谓“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当时人多以为无根之语，危言耸听者。红羊劫后，直至今日，文化坏烂已至极处，纵天怜我华夏，再降生才调如王、陈二先生者，恐亦不能兴灭继绝矣。

王国维楷书陶诗

王国维信札

　　静安心绪未必尽如寅恪所陈说者，陈不过藉此以抒胸臆。《品藻录》本条亦如之。陈寅恪书法拙劣，与乃兄师曾之纵横闢阖判若霄壤，故不得不由王静安而入说也。静安从雪堂游，书论、书作不免受其熏染，见于《东山杂记》、《观堂别集》中碑帖题跋，言简而意赅。其跋梁虞思美造象，摧翻阮仪征、包安吴南北碑派理论，尤称创见。其甘陵相碑跋云：“前人研精书法，精诚之至，乃与古人不谋而合。”静安于书法固非精研，若论点画形似，其书作亦不见与古人有不谋而合处，至于精神气质，似则游走魏晋六朝之间。

王国维　《人间祠》及《人间词话》手稿、手书题跋

迅翁文字素非所喜，私意嫌其刻毒太过，乖戾之气充斥其中，如此行止，推举为青年精神导师，绝非佳事。翁自称睚眦必报，一旦与人结为寇仇，立论必欲与之相反而后快。胡适之既主张欧美，翁则同情日俄，其晚年“赤化”传说或因为此。至于“别求新声于异邦”之打算，翁与胡亦无本质不同。五四运动旨在革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如翁《狂人日记》所揭示者，故纸中满是仁义道德，字缝里却写着吃人，除旧布新，势在必行。但翁对旧文化旧道德之扫荡固然不遗余力，却绝口不言德、赛。如此一来，旧已去而新未立，邪见异端趁虚而入，毒害我华夏。如今之文化没落，道德沦丧，翁于兹亦有责任焉。

　　迩来经事稍多，于翁亦多出一分“了解之同情”。翁固深于中国传统文化者，在东瀛列章太炎门墙，撰著《中国小说史略》，校录《古小说钩沉》，编印《北平笺谱》，搜罗汉画刻石，集古功夫自属一流。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若抛开“不观中国书”等偏激言论，翁对旧文化之批判，对国人劣根性之鞭笞，亦当有裨于未来新文化秩序之建立。

鲁迅 自书诗赠许寿裳

　　翁言辞虽激进，书法则保守。郭鼎堂序《鲁迅诗稿》有论云：“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熔治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擎，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此非敢同意者，迅翁尝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鼎堂妄赞，若起翁于地下必不获宽贷。鼎堂又云“诗如其人，书如其人，荟而萃之，其人宛在”，若仅以书法观其性格，则“斗士”、“旗手”诸桂冠可以摘去矣。

鲁迅　自书诗赠内山完造、致郑振铎札

　　或问：诚如所说，此品皆二十世纪上半叶国人精神导师，五人之选亦无不妥，然既有胡适之，则不宜无陈仲甫。若论书法高下，仲甫草法精绝，功力远在蔡孑民、王观堂、胡适之诸人以上，何独见遗？曰：仲甫识见太偏。窃闻《药师经》有云，或有愚人自行邪见，复令无量俱胝有情堕大险坑。宋刘高尚先生亦有“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之论。此皆仲甫者流之谓乎？问者默然而退。

　　胡适之与陈仲甫之争，源于问题与主义，历八十余年风雨，是非曲直已渐分明。适之鼓吹新文化固然不遗余力，而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青年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已令诸虚无论者瞠目，至于毕生崇尚思想自由，尤其不能见容于独夫。若干年来此岸以适之学术为讳言，诸弟子纷纷倒戈批判，良有已也。

胡适 行书对联

　　老辈学者惯用毛锥，使用既多，笔札少有不工致者。然书法毕竟不同于写字，才调，或曰艺术灵感具足与否乃是第一要义。适之理智多于激情，所主张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之类，虽宜于学术研究，而于艺术创作则多有妨害也。或谓适之书法“充满性情，充满灵气，飘逸自在”，评论殊未得体。适之小字尚有趣，大字则不在书法法中。周策纵论胡适之白话诗有云：“胡适新诗清新者有之，朦胧耐人寻味者则无；轻巧者有之，深沉厚重者则无；智慧可喜者有之，切肤动人挚情者亦无。同时诗人如陈三立等江西诗派之艰涩孤诣，康梁诗中迸发哀时救世之愿，谭嗣同舍身慷慨之怀，王国维悲天悯人之感，苏曼殊缱绻绝望之情，胡适白话诗都付阙如。”诗如是，书亦如之。

胡适 行书新诗二

胡适 行书格言